科琳·乐凯芮：本世纪末增温会是4℃

　　胥会云

　　世界推进碳减排的努力，在利益面前正在分化出不同的结果。许多研究者看来，这会给越来越严峻的碳排放形势雪上加霜。

　　总部位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国际团队最新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接近IPCC预测的高限，到2100年将远超2℃的增温。

　　12月4日出版的《Nature Climate Change》杂志上刊登了这篇名为“自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二氧化碳排放迅速增加”的文章，称2000~2010年期间，化石燃料释放二氧化碳以年均3.1%的速率递增，这是1990~2000年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速的3倍，2010年增速甚至达到了5.9％。该文预计在2011年，全球碳排放仍有3.1%的增速。

　　随着碳排放增长速度激增，全球碳排放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是否还现实？《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英国丁铎尔中心主任Corinne Le Quéré（科琳·乐凯芮）。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看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

　　科琳·乐凯芮：我出生于加拿大，如果加拿大真的退出，这是非常大的遗憾和问题。加拿大大部分的投资和精力都是在高碳排放量的工业中，而且加拿大还开发了很多与高排放相关的科学技术。因为被锁定在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加拿大如果目光很狭隘，从短期利益来看，这可能是支持他们不进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原因。长期来看，当全球社会各界慢慢转型，走向低碳工业结构的时候，加拿大会很被动，从长期来看，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

　　日报：很多发达国家都不是特别愿意加入《京都议定书》，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切实有效的协议来替代它？

　　科琳·乐凯芮：碳减排一直都是一个国际问题，只有全球的意志才能够解决。能够达成全球的协议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不认为能够完全取消《京都议定书》。我认为每一个国家之间可以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之上达成双边的碳减排协议，这样是辅助了《京都议定书》，推动了《京都议定书》，而不是取代了它。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发展完全锁定在了碳减排的话题上，我们需要解除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可以探索一条能够鼓励和推动全球的经济发展，同时又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路径。

　　日报：因为经济的全球化，我们知道很多碳排放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但实质上产品是被发达国家所消费了。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科琳·乐凯芮：现在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叫做“消费排放论”，就是要看到排放的实质，比如说在中国生产的手机也好、汽车也好，出口到其他国家，表面来看中国要承受这些排放负担，其实真正要为这个排放负责任的是用户。

　　丁铎尔中心的文章也希望能够批判地看到排放的根源。我们研究发现，由新兴经济体提供产品和服务，通过贸易由西方国家所消费，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在一些富裕国家所占份额从1990年的2.5%提高到了2010年的16％。

　　我们提出需要更精准地来衡量和计算碳排放，但是如果要清晰地计算和追踪与消费相关的碳排放是很难的。国际贸易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我们每个人知道的事实都是有限的。在有限事实的基础上，来计算碳排放是有一定困难的，同时在会计准则上也要做出最大的调整。但是消费排放越来越被认为是重要的计算方式。

　　日报：我注意到你们的文章上说到金融危机曾使碳排放暂时的下降，有没有具体的数据？经济危机对于发达国家完成强制减排目标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科琳·乐凯芮：我们文章中提到的两次金融危机不是最近的这次，当时的经济危机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大家从石油的使用转到了天然气的使用，这就说明了当时的排放为什么这么快下降。

　　另外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没有解体之前它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因此从计算的角度来看，一定会使碳排放下降。

　　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非常自觉地分开这两点，不要把经济危机和碳减排联系起来。目前全球社会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很主观地就把二氧化碳与经济增长结合在一起了，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做这种区分。

　　日报：为了确保2℃的红线，之前的预计是全球要在2015年排放量达到峰值。但是目前的排放增速非常快，这是不是意味着2015年达到峰值的预测是保守的，或者说我们需要更早达到峰值？

　　科琳·乐凯芮：过去10年我们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从2010年开始，这个增长速度突然激增，达到5.9%，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水泥生产、毁林和其他土地利用在内，导致总碳排放首次达到100亿吨。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很难得出一个结论：未来的两三年之内会达到峰值。因此，虽然我同意峰值年提前会给我们很多缓冲的时间，但就现实来说，目前碳排放量增长这么快，很难把未来两三年作为一个峰值年。

　　日报：照此推理，最终我们是要突破2℃的红线？

　　科琳·乐凯芮：从研究的谨慎度上来说，我们还是以达不到这个目标为理论基础的。按照目前的状况，我认为本世纪末增温会是4℃。

　　当然，我们不要忽略了很大程度上我们是有能动性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行为和努力。坦白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将如何去应对。虽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对历史的碳排放不负很大的责任，但是不可否认它是目前第一大碳排放国家，它决定着全球碳排放的日程。

　　日报：最近英国启动了一个CCS（碳捕捉和埋存）的旗舰测试项目，有望每天从南苏格兰电力公司的Ferrybridge火力发电厂捕捉相当于100吨的碳排放。但CCS的成本和能耗很高，它对碳减排到底会有多大的意义？

　　科琳·乐凯芮：CCS目前没有被广泛证实技术的成熟性，许多国际研究对低碳减排的展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CCS在2050年会被广泛采用，我认为这种展望和假设是非常危险的战略。

　　假设一项还没有被证实的技术能够广泛地推广和应用，而且能够在2050年普及，这种假设是有很多风险的。但CCS毕竟还是一项非常有前途的技术，因此现在大量去投资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