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苦难难有真正良善生活

　　谢勇

　　 尽管我与很多人一样在看《金陵十三钗》的时候哭了，但眼泪并不能作为电影评价的标准。这是一部张艺谋近年难得的好作品，同时也是不折不扣的平庸之作，甚至如果严苛地说，是平庸且缺乏诚意的作品。

　　 影片对细节的追求让人咋舌，一首插曲据说花了张艺谋御用作曲家数年心血，为把新丁大学生培训成风华绝代的秦淮名妓，一群人足足训练了两个月，甚至要通过“自摸”感受身体之美，更不用说以高成本的好莱坞特效技术增加观赏性。

　　 可是，当这些用尽浑身力气的所谓“诚意”放置于“南京大屠杀”这场民族苦难的时候，就显得格外荒诞。这种荒诞性，在于整个社会，包括张艺谋，甚至原作者、改编者以及我们这些流泪的看客，没有真正理性反思苦难，却开始用消费的方式对待苦难，用所谓“诚意”助推苦难题材去套现商业利润。当人们津津乐道于风情美艳、场面精致，当媒体不断渲染票房一天破亿的时候，关于苦难，关于苦难中的人性，就被一种极其肤浅的方式消费掉、打发掉了。

　　 南京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都是上个世纪世界最惨痛的人类劫难。但是如果对比奥斯维辛，对比由奥斯维辛引发的对大屠杀、种族灭绝这种绝对之恶的哲学反思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共识，南京大屠杀这一至今还在我们民族身上流血的众多伤口之一，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正视和反思。我们对于苦难的记忆模糊，理解轻浮且闪烁其词——包括大屠杀，也包括绵延百年来发生的种种天灾人祸，不管是战争，还是屠杀，或者饥荒，我们的记忆常常是含混的，价值评判甚至会随着某种需要而随时作出调整。这一切都在消解苦难的苦涩与严肃，都有意无意回避了对苦难真正的思考的评判，实际上也拒绝了向死而生、立足苦难建设当下的可能。

　　 这样一个普遍对曾经的苦难轻飘不定、轻描淡写的社会，冒出一些消费苦难、直奔票房的导演，也就不那么奇怪了。片子引起国际舆论界普遍批评和片商的不买账，却在国内轻松过亿，同样也不足为奇。这样一部电影，绝不仅仅是张艺谋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共谋的结果。之所以说“共谋”，是因为从严歌苓的原著到产生原著的社会土壤，从观众到媒体，实际上都在为《金陵十三钗》完成这副柔美的玩世现实主义拼图提供了碎片。

　　 而作为拼图完成者，张艺谋悲剧性地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他越是技术娴熟地完成一个个桥段、一幅幅美景，完成最棒的战争场面，情色挑逗，人性转折，他距离苦难的距离就越远，对待苦难的态度就越缺乏真诚。而那些所谓突破，实际上在彰显我们身处的社会与一个正常社会的距离：同样是人伦底线，一个清晰，一个模糊；同样是苦难和至恶，一个用来反思，一个用来消费。

　　 当下的中国导演和艺术家，如果不能正视苦难，或者没有正视苦难的机会，起码要学会一点必要的克制，不去消费苦难。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不完成对苦难的反思，不正视自己那些尚在流血的伤口，不直面绝对黑色的痛苦，无论是何人施与，也难有真正良善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