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的人性光辉

　　 梅志罡

　　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还没有公映，朱大可就定义它为“情色爱国主义”。所谓的情色爱国主义，朱教授把它归纳为张艺谋公式，指出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也就是好莱坞的商业模式与政治正确的混合体。但是朱教授的情色爱国主义并没有让我先入为主，我还是努力看清楚了电影版的《金陵十三钗》。老实说，张艺谋的这部电影既谈不上情色，更谈不上什么爱国主义。我看到的是情色之外超越爱国主义的人性的光辉。

　　正如朱教授所说，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确实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因为它毕竟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秦淮河畔的红灯区摇篮毕竟也催生了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一代名妓。然而由此就断言《金陵十三钗》必然情色灼灼，我以为是失之偏颇的。十三妓女固然出身妓院，但她们毕竟是国难时刻的逃难者，她们和其他的逃难者在“逃难者”这个意义上身份是相同的，也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她们是妓女，我们就有色地认为她们是“情色逃难者”或者妓女逃难者，给她们打上情色的烙印。同样，当她们舍身赴国难的时候，她们也应该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不应该被打上情色的烙印，成为情色爱国者。所以，《金陵十三钗》中本没有什么情色爱国者，哪里来的情色爱国主义呢？

　　既然没有情色爱国主义，那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也就不需要谈论什么政治正确了。事实上，张艺谋在影片中不但没有刻意表现什么政治正确，甚至回避了政治表达。中国军人的舍生取义视死如归，表达的是战争的惨烈和人性的美好，表达的是对生命的尊崇—一只战争遇难者的鞋子寄托了对生命的珍视，一位被战争摧残的伤病少年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战争惨烈的厌恶；两位妓女一定要找回自己的琴弦和自己的翡翠耳环的细节，更是让我们感悟了生命对美好的追求；即使是殡葬师“牧师”和玉墨之间的生死刹那的疯狂的性爱，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烈焰。所有的这些，都和政治正确无关，但是却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当人性超越了战争的兽性，当惨烈中升华出人性之美，阶级的意识形态就轰然坍塌了，政治正确必须被提升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如果有人说这是情色爱国主义，那既是误会了政治正确，更是误会了爱国主义，真是有些不懂情色、不解风情。

　　朱教授用金陵妓女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等构造了所谓《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为他的情色爱国主义批判立靶树敌。但张艺谋除了在前期文宣中偶尔有香艳造势之外，在正式的电影文本和镜头里基本回避渲染情色主题。相反的，《金陵十三钗》的妓女们在教会学校的女学生眼里是“肮脏的”，是“不能共用一个盥洗间”的，即使是战争环境，即使是逃难，也没有改变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镜像。这哪里是什么情色，分明是蹂躏情色。而《金陵十三钗》的人性觉醒根本不是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政治正确，仅仅是因为“她们还是孩子”这样一个基本的人性认知。中国军人把孩子送入地窖时说“他不是当兵的，他是个孩子”；殡葬师“牧师”阻止日军暴行的时候，也说“她们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她们还是孩子”，不同意这些女学生出席参加侵略者庆功大会的理由也是“她们还是孩子”。这就是面对战争的普世情怀。所以当《金陵十三钗》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剪刀和玻璃，代替教会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的时候，这绝不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而是普世人性的觉醒。

　　《金陵十三钗》不是青楼的抗战颂歌，不是西方传教士的抗战颂歌，不是中国军人的抗战颂歌。它无关乎情色，无关乎爱国主义，它只和普世人性相关，它只告诉世人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作者系武汉市洪山区人大代表、社会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