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音

　　汤清（华南理工大学技术经济系教授）

　　回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求“稳”》

　　现在国内外经济形势都很严峻，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我国的出口已经受到很大影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比较符合现实。但在用行政手段进行投资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投资的方向，如果投资不恰当，就会造成投资过热和恶性竞争。中央坚持对房产的调控政策有其合理性，对房价的打压还要继续，要把房地产利润降至合理的水平。

　　明年的经济任务应该更注重调结构，而非保增长，我们应该抓住机会，把经济结构调整过来，增速上只要不出现大的倒退即可。要扶持更多的高新产业，不一定要马上盈利，只要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结构调整我们就要去做。与其在过去分配不公的道路上把蛋糕做大，不如把蛋糕分好，这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好处。

　　翟校义（中国人民大学政务管理学院教授）

　　回应《广东试行聘任制 意在打破公务员铁饭碗》

　　聘任制的含义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种操作方式，相对于考任制而言，它具有不确定性。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编制不一样，它的晋升途径就不一样。如果是聘任制，必须要按劳付酬，但在传统的公务员系统中按劳付酬难以衡量，所以就产生了按级别、资历来定薪的制度。而聘任制公务员本身没有在行政编制当中，他们的晋升被卡住了，那么分配就不按级别计算，所以定薪有难度。

　　与其采用聘任制，不如采用服务外包的形式，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好的经验，通过行政合同的方式，把公共服务打包给社会机构，可以是事业单位，也可以是企业或社会组织，政府向他们购买服务。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回应《青海“异地高考”只是一个传闻》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高考跟户籍是没有关系的，而中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不均衡。从长远来看，必须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如果教育资源是均衡的，那么无论在哪里高考都是一样的。高考跟户籍挂钩，实际上是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

　　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异地高考完全放开，也肯定会出现问题，因为大家都会到升学机会较多的地方去。实际上，用知识（或考试）的标准来考核，不如用智力的标准来考核。比如在美国的很多高校，考生的考试分数只占了整个成绩的1/4，而另外3/4要看学生社会交往的表现，尤其看重的是学生是否有使命感。用考分来进行评价，实际上是一种外行的评价，真正内行的评价，是由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来进行考评，比如跟学生面谈，翻阅学生的社会活动记录等，来判断谁更有发展潜力，而它的关键是高校拥有自主招生的权力。

　　刘皓雷（盛大战略合作部总监）

　　回应：《失控的腾讯帝国》

　　虽然没在腾讯体系待过，但我想说，每个大公司都有其不为外人知的不易。毕竟每个转身、调整都牵扯太多神经，股价跟市盈率有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上，造就的KPI至上以及部门功利化，这些都需要客观被看待。另外，挺一下文中我的大学同窗顾思斌，电商本身就是新兴行业无须刻意强调经验论，祝拓荒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