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能否诞生“中国乔布斯”

　　科技重大专项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本报记者 佟文立报道

　　12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省调研时指出，“中国要有乔布斯，要有能够占领世界市场的、像苹果一样的产品。”而在经历了“十五”末期和“十一五”时期不成功的保护主义措施后，继续扩大开放、借鉴国外市场的成熟制度和规范已经被写进“十二五”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之中。

　　深圳市云计算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副原秘书长袁萌教授一直对假冒“国产”Linux持批评态度，主张遵守开源软件的国际规则，并暗示中国软件业的“国家队”目前毫无举动。

　　自今年8月份，中国联通原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呼吁“只有集举国之力，由政府和运营商来主导一套自主智能终端操作系统，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后，科技领域就时常出现“举国之力”式的呼吁。

　　今年6月份，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公室召开“新型举国体制”研讨会，“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的提法，随后就出现在《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

　　根据《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获得的一份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公室的工作简报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型举国体制目的更多元、范围更广泛、组织更开放，是行政、技术、市场3个系统的协调统一；二是新型举国体制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研发、创新活动，而只是在特定的科研领域中，有针对性地选择目标进行重点攻关，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三是参与主体不同。传统举国体制的科研主体是国’，而新型举国体制的科研主体是全体国民；四是支持对象不同。传统举国体制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和院所，新型举国体制则把范围扩大到支持国内实体；五是产品方向不同。传统举国体制以‘国产’为目标，新型举国体制则注重国际视野，致力于把研发的产品技术和标准国际化。

　　作为中国科技领域不成文的规定，政府的多数科技计划就是为国有企业和单位制的科研院所和大学设立的，虽然“科研失败”已经成为常态，但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也成为政府决策时把课题交给国有企业和院所承担的原因。

　　自从“自主创新”成为科技界的新口号后，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法人”也是“中国企业”的观点就一直与针对外资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争论不断，WTO下的国民待遇和知识产权规则使自主创新的诸多配套政策最终无法在法理上自圆其说。尤其是在与政府采购制度直接相关的“绿坝事件”和“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上招致国际压力后，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提出了“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研究机构合作申请国家科技开发项目”。

　　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年9月份指出的，跨国公司在设立研发中心和取得专利等研究成果方面，印度比中国更为成功。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对“非公”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包括台资和侨资在内的华人资本。

　　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中政府的作用，大多数专家认为政府应该起到协调和组织的作用，同时还应做好过程管理，在制度安排上应“通过严格的招投标制度，遴选项目承担单位”，“参照军事科研的管理经验，实行现场‘派驻代表’，对项目质量严管监控”，“采取国际上通行的项目管理办法，对项目进展严格监控”以及“对于非核心技术的研发采用市场经济通行的外包制”。

　　针对当前重大专项组织实施中需要突破的方面，专家还提出了建立“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重大专项的风险分析制度”的意见和建议。记者了解到，“风险分析”在大型科研项目管理方面有其特定内容，是美国国防部用于武器装备项目研制的一种控制预算和进度的方法，但在中国的一些领域的科技计划中还从未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