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美美”到“7·23” 政府部门信用濒危

　　《投资者报》记者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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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26

　　“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在“7?23”甬温线特大动车事故发生的第二天，知名时评人童大焕如是写道。

　　对于“中国模式”的鼓吹者来说，2011年绝对是一个让他们尴尬万分的年份。此前，这种权力主导经济的模式被他们加上活力、高效等诸多定语，不吝溢美之辞。

　　然而，2011年，从“郭美美”事件到“7?23”事故，一系列事件将权力主导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由此产生的后果也让某些政府部门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

　　慈善业和铁路业备受煎熬

　　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说，2011年可谓备受煎熬。从4月份的“万元餐费”事件到6月的“郭美美”事件，接连不断曝出的负面新闻让这家官僚机构声名狼藉。

　　被郭美美“毁掉”的还有中国慈善业。在中国，慈善事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由政府部门主导，民间慈善组织必须挂靠在有关部门。政府部门主导的结果是，慈善组织管理人员官僚化、机构衙门化、信息黑箱化。《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近九成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表示不满。

　　在这种体制下，民间慈善组织处境艰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民间公募慈善基金的创办人李连杰称，从2005年筹备“壹基金”以来，他一直就是“真孙子”，遇到重重困难，到处求人。

　　和慈善业一样，2011年中国铁路业也在饱尝“政府主导”的苦果。当“郭美美事件”还在迷雾重重之际，“7?23”铁路事故接踵而至。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正是因为2008年4万亿投资的刺激，导致了中国高铁的“大干快上”，为安全事故埋下隐患。

　　网络上疯转一则报道，被用来作为高铁大跃进的最好证据。据该份报道称，德国人需要两三个月学会开动车，中国人要求必须十天学会。

　　和高铁“大跃进”同样遭受批评的是中国铁道部的政企不分。有分析称，铁道部“集路网垄断者、主导运输商、价格制定者、运行总调度、行业管制者和行政性执法者多重角色于一身”。政企不分的最大问题在于，铁道部不需要直接承担经济盈亏责任，又直接进行投资建设活动，这样个别领导人片面追求高标准、高速度的客运专线建设就能够利用行政权力全面展开。

　　而这些问题导致的最终结果是4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的惨剧。无论是“郭美美”还是“7?23”事故，都表明这种权力主导一切的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

　　重塑公信力的难处

　　在人们饱尝权力主导的苦果之时，官僚机构也遭遇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开通官方微博(http://weibo.com)欲做危机公关，然而却被网友恶搞，满屏充斥“还钱”字眼。

　　7月中，为了重新赢得公众信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地方红十字会及行业红十字会发出“两年慈善信息公开”的倡议，但据北京大学教授周涛的调查，八成省区红十字会称因缺乏经费拒绝公开信息。

　　另据民政部统计，受“郭美美”事件影响，2011年7月全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惊呼，“郭美美”用3天毁掉了红十字会的100年。

　　同样信用坍塌的还有中国铁道部。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名言，遭到人们广泛的质疑，权力的傲慢一览无余。

　　7月2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微博中提出：“温州特大事故震撼人心，铁道部自家调查难以服众，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事故进行调查听证，以答国人。”但贺卫方的呼吁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回应。

　　最让公众费解的是，“7?23”事故发生至今四个多月，事故的具体原因仍旧迟迟没有公布。7月28日，“7?23”事故调查组组长骆琳对媒体表示，调查结果争取于9月中旬向社会公布。然而，直到12月初，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称，目前“7?23”事故集中调查阶段已经结束，调查报告正在汇总和整理之中。

　　在这些事件面前，政府信用几乎成为被戳穿的“画皮”。

　　 从无知到无耻的变奏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曾经盛赞：“中国不仅拥有活力非常的经济，还拥有一个比美国更能良好运作的政府。”英国人马丁?雅克2010年1月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更是认为，西方模式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出现了严重问题，“中国给全世界人们，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展示出了替代性方法。”

　　和上述洋粉丝一样，很多“中国模式”的鼓吹者都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通过经济刺激计划迅速复苏，似乎再一次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提供了例证。然而，2011年，“郭美美”事件和“7?23”事故，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国内一些市场派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其实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成功，而是因政府对私人放松管制，释放了民间的创造力。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加上市场经济和法治，这是人类共有的模式，不是什么“中国模式”。

　　经济学家吴敬琏则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体制下的转轨国家，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具有天然的便利性。他还警告说，在中国这样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应该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

　　 “如果说当年搞计划经济是因为无知，现在再搞计划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就是无耻了。”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因为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资源也分散在众多的所有者手里，即使少数当权者出于自身利益想搞大运动，他们也动用不了那么多资源。

　　但要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建立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秩序仍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