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有四个经典困境

　　吴晓波

　　所谓“经典”，是指这些困境不是在今天发生，而是在一千多年的中国民营企业的历史上一再地发生，它是具有周期性的一种景象。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是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就是所有做民营企业的人都觉得自己头上有一个天花板，都觉得自己很累，特别是在最近的这段宏观调控时期，很多人要移民，很多人觉得做企业越来越累，所以大家觉得这是在民营企业群体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困境。

　　那么在历史上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到底有哪些困境呢？

　　第一个困境是所谓的“楚河汉界”，就是在中国这个商业环境中存在着两种资本形态的企业，一种是国有资本，一种是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他们有的时候不处在同一个战场上，国有企业是在上游地区，就是在资源型、能源型一些产业中，民营企业在中游和下游的消费型产业中，当他们处在一种楚河汉界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出现了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一个奇特的现象。

　　有一个法国的年鉴学派的经济学家叫做布鲁戴尔，他说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低级市场，比如说像集市、店铺、商贩。还有一类叫高级市场，比如说资源性的产业、交易所、交易会等等。纵观全世界历史，他发觉在低级市场这个阶梯上面，全世界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在中国，但是他又说，在高级市场上，中国从来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是不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

　　国有企业他是在高级市场中，它就对下游的民营企业造成了一种压迫，所以在中国所有做民营企业的人有很多行业里没有办法进入，比如说你没有办法进入金融行业、电信行业、资源型像钢铁、水泥、煤炭等等行业，或者说你如果进去的话，那你很有可能被排挤出来，因为在那个市场里面，它利润很高，你的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全部都是国有企业，会产生一种排挤效益，就是头上一个天花板。

　　第二个困境是民营企业在相当长的历史上，好像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没有一种对等的契约关系，就民营资本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它没有办法获得法制上的一个保护。中国在历史上是全世界经济组织发育非常早的一个国家，比如说全世界最早的股份制企业，是在中国。宋代中国就出现了股份制企业的雏形，我们从敦煌的出土文物甚至再往前到汉景再到往后面，到山西晋商的发展等等，我们会发现在2000多年时间里，中国民间老百姓跟老百姓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契约关系，但是当这种关系到政府和民间之后，就会发现它是不对的，政府有时会用一种口号对民间财富进行一种剥夺，这个口号叫“均贫富”。

　　当社会贫富出现一种很大的差距的时候，政府就会通过一种非常的手段来让富有者的财富被剥夺掉。比如说在西汉，汉武帝当时为了攻打匈奴，把整个国库全部打空了，他就推出了一个运动，叫算缗运动，要求全中国所有中产阶级上的家庭交出20%的财产，交给国家去打仗，然后到你不肯交的时候，他又推出另外一个令，叫告缗令，只要你的邻居、你的朋友或者相关的人举报你对国家隐瞒了你的资产，国家来对你进行清算，清算出来的资产一半可以奖赏给举报者，这就是当年的告缗令。

　　司马迁在史记的《霍子列传》里面讲说，自从告缗令和算缗令以后，出现了两种效果。第一种当时汉朝的所有的中产阶级全部家庭破产，第二种从算缗令、告缗令以后，汉代的这些家庭，有饭吃尽快吃掉，有衣服穿尽快穿掉，没有人愿意搞储蓄，把钱再存起来了，也没有人愿意再去搞投资了，因为他不知什么时候再来一个算缗运动，再来一个告缗运动。然后在历史上自汉以后唐宋明清到民国，一直以来我们看到当国家财政出现紧张，当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以后，政府就会以“均贫富”的名义对民间进行一种剥夺。政府和民间似乎没有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

　　第三种困境是，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因为有资本，所以它相关的就会出现一些权贵资本，向政府寻租权贵资本的横行是一两千年来出现的一个情况，所有的财富向权利、资源和土地三方面猛烈的聚集。那么当一个朝代到了非常腐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所谓的“双首”现象，比如一个国家的首相同时又是这个国家的首富，他的钱从哪里来呢？一定不是通过正常的国家给他的薪水，一定是通过贪污、通过受贿等等方式获得的。

　　在2001年的时候，美国的亚洲华尔街日报曾经评选过全球1000年以来最富有的50个人，中国有6位入选，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景、吴柄健，和宋子文。这6个人里面5个是政治人物，只有一个是广东商人吴柄健。所以中国的财富向权贵、向官场倾斜是非常严重的。即便是那些获得了发展的企业家，比如说入选的这个吴炳健，他当时是广东十三行的商人，他当时也被号称是世界首富，他有2600万两白银的资产。他的财富是通过向政府寻租获得外贸垄断权所获得的。当时在晚清的时候，全国有三大商帮，北方的是晋商山东商人、山西商人，他的致富是靠盐业垄断、是靠票号垄断，然后到了长江流域是徽商，徽商是靠卖淮盐，然后呢，在南方就是广东的十三行商人，是通过特许的外贸经营权的垄断，这就变成了第三个现象。

　　第四个困境是，在权贵资本和国有资本双重的高压之下，所有的中国从事民间贸易的这些商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场告缗运动，把你财富全部剥夺掉，所以中国商人他愿意把钱迅速花掉，觉得富不过三代。所以当他有这样的心理以后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在产业中通过工商业获得的资金，不愿意再投入到工商业，你愿意投到消费领域里面，就去奢侈消费，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地方的情况一样，去投资去买房子等等，他所有在实体中通过制造业获得的钱全部转移到产业经济领域里面。

　　从生产领域里面转出来进入到消费领域里面，所以使得这个社会在一定时期以后会变成一个非常奢靡的社会。明清晚期我们都把它叫做一个放纵的社会，看上去，表面会非常的繁荣，实际上经济成长已经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不是在某一个朝代出现，汉朝时候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出现整个工商业的资本没有把它保全就必须要通过购买土地，司马迁说叫“以末致财，用本守之”，通过工商业来获得财富，然后把它转移到土地上去。

　　所以当这四个经典困境出现以后，我们会发觉在中国经营商业也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中国人非常喜欢经商，而且有和别的民族相比有很好的经商的智慧，我们也积累了很大的文明财富，有些家族在某些时间段也积累了非常惊人的私人财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没有办法在法理上保护自己的财富，所以一代一代的资本都是在不断的泡沫化，所以所谓的“富不过三代”，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中国商人没有积累三代的财富智慧，而是这个财富的积累不是通过工商业自身的积累和托付可以完成的，他必须要变成红顶商人，他才能保全自己的财富。

　　怎么才能够让当代的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从事民间商业的工商业者能够走出他们的前辈们所面临的困境呢，我觉得还是回到四个经典困境来，我们要改变这些制度性的状况。比如我们要改变中国整个市场被分割为顶层和底层这样的一个状况，要让所有的民间资本能够进入到顶层去，能够到资源型行业去，到金融业去获得发展的机会，不要再出现楚河汉界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要改变中国政府和民间那种不对等的契约关系，我们现在提出要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所有的政府，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在法律的前提下，在法制化的前提下，来思考互相的关系。

　　第三，我们要改变权贵资本横行的情况，让财富不再向权利、向资源、向土地聚集，让所有通过工商业获得财富的人，在这个国土上能够安全的从事经营活动，而且愿意把自己赚来的每一分钱再投入到工商业中。

　　第四就是我们要消灭民营企业心中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的幻灭感，能够让自己建立起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能够富过三代的，能够让整个工商阶层从他们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成为中国整个公民社会、中产阶级中的有益的一部分，这样中国的市场经济才能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