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还是剩男 城市的阴和阳之二

　　孙涤

　　今年初在上海，公交车上和地铁站张贴的一则广告颇为醒目：徐静蕾笑容可掬地说,“我非剩女，亦非财女”。老徐钱够不够多？只有她自己清楚，但她会担心自己变成“剩女”吗？有些矫情了吧。这与上海需要的人才结构不符，起码同我们目前的人口性别结构不符。

　　阴阳之间的合理平衡

　　10月31日诞生的一个婴儿，标志着人类世界迈过了又一个里程碑：人口突破了70亿。人类这第70亿个幸运儿是今年出生的7800万个小孩中的一个，目前地球平均每小时诞生一万人，每分钟150个。在地球是否还能承载如此庞大人群的担忧里，这可是个好的讯息：人口的增速正在放慢。

　　准确地说，这个幸运儿在人类的排序其实是第1080亿号，是我们共同生存的大池子里最年幼的成员，大约有1010亿的人类同胞在我们之前已经流出了这个池子。25万年前，现代人类产生之初，人口才数千；7万年前现代人走出非洲之际，人口不过1.5万；1万年前人类文明初显曙光时，也才数十万人而已；到了19世纪初，世界人口才攀升到了10亿（中国人约占其三分之一）；20世纪初全球人口增加到15亿，1950年则为25亿（中国人占了约四分之一），其后的50年里却大增了35亿（中国占了其中的19%）。想一想，能够同时活在这个星球上，在同一个生命池子里的这70亿人占了25万年以来全部人类的7%，你我多有缘分！

　　21世纪又会怎样呢？过去40年里人口的年增长率从2.1%减为1.1%（中国过去10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57%），所以联合国估算，到了2100年全世界的人口可能在100亿左右。可搞得不好的话，会高达160亿。

　　一个看来费解的变化是，经济越发展，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越丰富，人口增速反而放慢了。这个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逆向而动的变化，在19世纪的欧美国家就已开始，近年来在亚洲各国也凸显出来。其中关键的因素，首推妇女的教育和收入，程度越高，她们生育的倾向就越低，而且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都适用。

　　应对人口的过速增长，除了提高生产力外，城市化无疑是个重要的措施，城市可以容纳的人口密度比乡村要高出许多。美国的城镇居民从19世纪初的10%发展到20世纪初的90%。这1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最大的城市从十个有七个在亚洲，变化到有八个集中到了欧洲和北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上海的居住人口至少增加了150%，在目前全球的十个超级城市中排第九，而亚洲重新占了七个。除日本东京（3200.5万）超大，上海（1600.7万）和第二位韩国首尔（2000.6万）及第十位菲律宾的马尼拉（1600.3万）其实都不相伯仲。

　　本文的兴趣，当然是集中在城市化过程中，阴阳之间的合理平衡。这个考虑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是越来越紧迫了。第一，城市化的速度在放慢。30年来的高速城市化，使得我国人口居住在城镇的从20%多提高到了目前的46%。进一步的城市化将更强调品质而非速度，主要是“阴”的内涵；第二，女性工作者的供应明显慢于男性，而性别结构的失衡会越来越制约高品质的城市服务。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解析美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时指出，城市化所需要的各类服务将越来越倚重“阴性”就业，不管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如此。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地区一样，传统上偏爱男孩，因此新生婴儿的性别结构达到了100：120，严重偏离了天然的100：106的阴阳比例，有些地区一度甚至偏误到100：129。长期扭曲的后果很严重，目前已经多出的2500万男童，将来在就业和婚恋上都很有困难。更令人不安的是，“光棍”过于集中的地方，阴阳得不到平衡的结果之一，男性荷尔蒙会聚集到危险的高水平，从而对社会安定和正常秩序构成威胁。历史上各国社会治安的经验无不验证这个规律。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它目前的国民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2左右，甚至比法国还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取决于女性，她们的基数规模和个人的生育意愿。从个人的意愿来看，韩国的妇女的教育程度和就业收入随着国家发展和经济的崛起，有了极大的提升。

　　结果之一，是她们的生育和成婚的意愿大打折扣，选择晚婚甚至独身的妇女越来越多，即使结了婚她们也不愿多生孩子。从女性的基数规模来看，由于韩国有偏爱男孩的传统，新生儿的性别曾严重失衡。这种倾向近年来虽说已得到纠正，但惯性仍在延续：韩国家庭的第一胎的男女性别比是104：100，但第二胎的男女性别比就变成了113：100，第三胎的这个比例上升到185：100，而第四胎的比例就更达209：100。人为选择非常明显。将来形成劳动力和婚龄人群的性别结构，自然也是严重扭曲的。对于韩国改变人口萎缩趋势的努力，上述的两个因素构成了艰巨挑战。

　　剩男的困扰远超剩女

　　因此，剩男引起的困扰要远比剩女来得严重。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战争的浩劫之中，男性的丧失要大得多，但人口并不难迅速得到恢复。因为人类的生殖能力结构的性别差异极大，比例过小的男性能轻易使大比例的女子怀孕生育。反之却不可能，性别结构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过剩的男性却无法使人口恢复正常。他们甚至无法正常娶妻生子，其负面的影响将是多方位和深远的。

　　例如，日本的房地产市场长期走下坡路时，最大的因素其实是日本人口规模的减缩、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剧减。日本的另一个问题是女性劳动潜力的巨大浪费。

　　这个话题也相当有趣，这里有一个简单数据对比，就可以显示日本这种失调的严重性：日本得到大学学位的有一半以上是女性，但毕业后女性就业的不足三分之二，自愿放弃工作机会的高达73%，而后自愿恢复工作的女子，能够找到工作的只有43%，其中还有许多不是全职的工作。相对照的是，美国完成大学教育的女性不谋求全职岗位的不到30%，而后自愿恢复工作而能找到职位的有73%。

　　假如我们能从上面的观察得到些教益的话，我相信，从上海来看，女性的职业生涯将得到更多的重视；从全国范围来看，女性发展的机会将比男性更有利。

　　从个人层面看，女性将有更宽广的挑选余地。老徐选择晚婚或者不婚，是她独立自主和能力的表现，而非被迫“剩下”的结果。当然她的基因如此之佳，不给中华民族添个宝宝，未免是个大浪费。被迫“剩下”的，其实是男孩子们，目前孩子性别结构失衡，迟早会严重损害男子的利益。

　　从家庭层面看，人们发觉给儿子娶媳妇将变得困难起来，也许你必须筑巢才能迎凤。有时你买了房子帮儿子娶亲，还不能如愿以偿。

　　从政策层面看，笔者以为，首先，上海要避免像广东那样，在替“一胎制”松绑时，规定要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才能允许生第二胎，最好能直接允许生两个。其次，作为城市长期发展的规划，要研究、收集、公布上海所需要的“阴和阳”的技能结构，并据以预测需要多少“阴性”人才和多少“阳性”人才，以便在培训上有所导向，在顺应市场需求上未雨绸缪。

　　这方面有可供借鉴的做法，例如，美国的城市不但公布就业的平均薪资，而且按职岗的“阴阳性质”分类,分别列出体力型、人际沟通型、分析型（physical、social and analytic）工作的平均报酬和市场对它们的需求强弱。

　　这类信息非常有用，能帮助城市化进程里的各方有效地进行决策。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