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说事：内幕交易的幕后推手

　　一直以来，我们以为内幕交易只是那些神通广大的证券业人士利用便利消息来谋取利益。最近证监会和公安部揭示的一些内幕交易却让人发现了一些变化。这是证券案件监管历史上最高级别的一次通告，这些非法交易的特殊人群让监管这个敏感的领域再一次刮起了猛烈的风暴。

　　从本次查办的案件看，4起党员领导干部内幕交易典型案件分别是中国银河证券原党委书记、总裁肖时庆通过内幕交易非法获利1.04亿元；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通过内幕交易所非法获利1983万元；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原总会计师杜兰库通过内幕交易非法获利421万元，帮助亲属非法获利1202万元；江苏省南京市经委主任刘宝春通过内幕交易非法获利750万元。

　　据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说，这些案件的特点在于“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涉案主体多元。二是非法获利巨大，肖时庆及家人投入3900万元，获利高达1.04亿元；李启红等人投入600万元，不到两个月获利1900余万元。三是交易形式隐蔽。四是以迂回形式进行权钱交易、输送利益。”

　　还记得自2004年查处内幕交易案件以来，包括“杭萧钢构”案、“广发证券”案等公众耳熟能详的内幕交易在内，从前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是涉案公司的高管及其配偶亲属和公司内部经营人员，但是，此次通告的犯罪嫌疑人却大多为公职人员及其所谓的社会朋友和行政审批环节等领域，这样一个敏感的涉案主体身份的改变意味着以权谋私的倾向开始延伸。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究其本源还是违法成本太低。一直以来，我国关于上市公司重组借壳标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股票交易停牌等规则不够完善是一方面，最终要的是，内幕交易中负有监管职责的相关公职责任人员难以被追究也有着重要的原因。

　　从证券内幕交易到反映强烈的药价虚高问题，追究相关幕后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都是一个大难题。近日据媒体调查，在药价虚高利益链中，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患者，从医生、药剂师、医药代表甚至是医院行政人员，以及各种医保机构的公关人员等，几乎所有涉及到的环节都要在药价中分得一杯羹。一旦查处，不仅能够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寥寥无几，即使找到责任人，最终的处罚相较获利也过于偏轻。

　　据了解，2009年全国医院药品销售隐性交易约1400亿元的规模，而2010年这一规模达到约1800亿元。仅仅过了一年，这样的隐性收入暴涨了400亿元。从证券内幕交易到药价成本虚高，涉及到的人员呈现出公职人员和行政审批环节水涨船高的局面，这些环节中的隐性收入大多都源于这些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而达成的“内幕交易”。我们说，如果监管责任追究具有足够的追溯效力，相关职能环节的公职人员又怎么能够涉及这样一个长期的利益链条。

　　2012年是医疗体制改革的攻坚年，也是中央要求打防结合综合治理证券内幕交易的关键一年。对于内幕交易违法违纪问题的高压态势已经不是仅仅一个警示教育的要求，各级职能部门当下要做的更是严格内幕交易中公职人员的监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