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毅：以“音乐盒”表现你不知道的新加坡

　　陈家毅

　　1956年生于新加坡，先启学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后毕业于伦敦建筑联盟AA，创办陈家毅建筑师事务所。曾设计长城脚下公社北京别墅群、新加坡管理大学城市校园、纪伊国屋书店、叶壹堂书店、新加坡佛家文物馆、2010上海世博会新加坡馆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新加坡

　　“陈家毅建筑师事务所”由一所传统南洋老店屋改造而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一二楼是办公室，三楼是书房和生活空间。老店屋传承古早的生活方式：楼下做生意，楼上住家。每个早晨，陈家毅走下楼梯就可直接上班。屋前一条古老的石街，两旁的紫荆树错落有致，屋旁还设一个私家小花园。

　　原籍广东潮安的陈家毅，从小在新加坡河一带长大，也是住这样的店屋。祖父做布料出入口生意来到南洋，上世纪70年代，父亲转行做图书总销，陈家毅从小养成看书的习惯。如今兄弟继承父业，香港的Page One便是其中的连锁书店，书店设计大都出自陈家毅手笔。

　　读小学时，陈家毅的父亲曾在邵氏电影公司负责电工部门，家人每月获赠电影券，陈家毅常随母亲、女佣看电影。上世纪70年代接触法国、德国新浪潮，十五六岁开始撰写有关西方电影的文章，主要刊发在新马的《学生周报》上。《学生周报》总部在马来西亚，栽培了很多优秀作者，陈瑞献、迈克、吴伟材、杜南发、蔡明亮等人要么是其作者，要么是其读者。

　　陈家毅在中学时代做过电影梦。1977年报考大学，他说：“我要念电影。”父亲说：“拍电影很辛苦。”当时新加坡只有一所国立大学，没有电影也没有艺专，只好选择建筑科。熟悉建筑之后，他念出了味道：建筑学与电影的叙述空间很有关系，平面图设计跟电影导演的电影笔记很相似。“比如说一个场景，由一个比较低的玄关，转弯走进一个比较开敞的空间，某个人在某一扇门出来，这些是电影中常见的伏笔手法，也是建筑的安排法。”

　　读得深了，他发现自己爱好的文学、电影都跟建筑密切相关。“苏州园林转来折去，让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个花园，人和园林的关系有时近有时远，很巧妙。”陈家毅说，“胡金铨的电影吸收了很多传统舞台的养料，尤其《龙门客栈》那几场筷子的戏，很像京剧的《三岔口》舞台上桌子、椅子的关系，也就是人跟空间、物件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

　　念大学第一年，陈家毅出版散文集《不完夏》，同时发现伦敦有一所建筑联盟建筑学校（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70年代已非常有名，全世界大多优秀建筑师都出自那里（包括后来设计广州大剧院的扎哈?哈迪德、设计CCTV主楼的雷姆?库哈斯）。陈家毅将自己的成绩单连同《不完夏》一起寄给建筑联盟，申请入学。当年另外一个同学同时申请，但名额有限，建筑联盟只录取了陈家毅。入学之后，陈家毅才知道《不完夏》一书让建筑联盟对他另眼相看。

　　1980年至1984年，陈家毅在伦敦建筑联盟如鱼得水。课余时间，陈家毅常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找论文资料，发现那里竟有齐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或战前上海杂志，以及前所未见的人文资料，令他觉得奇妙又研究不尽，因此学成后就在伦敦待了下来，一待二十多年。

　　2003年，陈家毅回到新加坡，成立“陈家毅建筑师事务所”。2010年，陈家毅设计了上海世博会的新加坡馆，这个独特的建筑又称“音乐盒”。当时新加坡旅游局邀请新加坡籍的建筑师竞标图纸，陈家毅参与竞标的那组人里有工程师、摄影师、电影工作者，大家坐在“陈家毅建筑师事务所”的三楼喝酒聊天。“在外人眼里，新加坡人循规蹈矩，效率很高但不懂得玩。我们就想突破外人这‘碍板’的观念。”陈家毅说，“新加坡戏剧经多年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外人并不知道。新加坡流行歌曲除了孙燕姿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谱曲、填词的人才，大多在台湾发扬光大。我们要做一个别人不知道的新加坡，不歌功颂德，不讲商业成功。”

　　以前的新加坡较有南洋味道

　　时代周报：现在回想起来，在英国的生活影响了你后来的文化视野？

　　陈家毅：直接的影响就是懂得欣赏或者珍惜身边的东西。因为人在外地，个人的身份忽然间很凸显，所以常要回想起自己童年的一些情景。从英国回来，又让我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新加坡。比如我再看新加坡古地图，会和香港或上海的古地图比较。最近我刚从伦敦带回一整批有关大英帝国的书，讲述他们怎么分枝散叶去征服不同的地方。如果我没有去过英国而返，也许就不会想这些事。我们既是华人但又不与大陆华人相同，也许像张爱玲所说：搓得像地毯那样，已是不白又不黑的灰色，间中还穿插红或蓝。南洋人的身份，就是这个样。

　　时代周报：从英国生活那么多年回来，是不是发现新加坡变化很大？

　　陈家毅：最大的变化是速度。60年代，楼下工作，楼上生活。我买这个房子可能跟那时代的情意结有关。同一街上住的人都认识，到了晚上李家跟张家的孩子在外面打架或玩耍嬉戏，完全就是村落。以前的店屋楼上楼下互通，其实很环保：工作和住宿同在一处，就不用开车上班，不会堵车。我蛮缅怀那时候的一些情调。新加坡现在已发展为一个国际化城市，许多变更不可避免地发生，亚洲别的城市也正类似地产生变迁。我常在想：一个时代过了之后，另外一个时代的事物、节奏就一定会进而取代吗？

　　现在的新加坡怎样看都像一个成功的商业城市，之前的新加坡比较有南洋的悠闲味道，能够想象，当年徐悲鸿或郁达夫到这儿会觉得还蛮有情调的—那种南洋悠游自在的情调，蕉风椰雨的味道。

　　亚洲很多城市都因为商业的发展以至于变化很大很快速，反而欧陆的更改很慢。伊斯坦布尔近期的经济发展也很好，但是城市没有太大更动，旧有的结构维持得非常严谨。伊斯坦布尔的人文气息很浓厚，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帕慕克住的地方是一个大使馆区，充满了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非常多元有趣。

　　时代周报：新加坡新建的建筑跟以前的建筑有没有不一样？

　　陈家毅：的确不一样，童年住新加坡河那一带，常有机会走到填海之前的滨海那一带—就是现在富尔顿酒店，以前是个邮局总部—我们兄弟常站在红灯码头看河景。新加坡二三十年来一直在填海，地形有点像螃蟹。二十年之后那只螃蟹长大了，从上海大闸蟹摇身变成斯里兰卡胖肉蟹。填海之后不能马上盖房子，所以还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外围边缘种有很多树木，从樟宜机场开车过来，左边就是一排排树木，其实是在种树养地。新加坡政府真的是太有计划了，比如说滨海湾这个地方，海填了之后二三十年，等到泥土沉淀扎实了，才开始去建现在这些高楼。

　　时代周报：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有什么特色？

　　陈家毅：新加坡城市计划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70年代是刘太格先生策划的，他是比较老硬派的做法，按部就班拆旧填新。现在的城市规划则考虑很多不同因素和条件，比如新规划的市中心不单只有办公楼，也掺进了高级住宅、普通租屋，还有娱乐场所，餐饮、购物场所和所谓的综合旅游点（也就是赌场）。新区其实也可以保留旧屋宇，70年代新加坡莫名其妙拆了许多老房子，真可惜。

　　市中心如果都是办公大楼的话，清晨，每个市外住宅区的人都到市中心办公区上班，傍晚，每个人都下班，朝相反方向离开，夜间的市中心就变得死城一个。研究了很多年之后，规划局终于明白，要将相异的元素都放进市中心去。新加坡滨海湾的发展，不是哪一栋楼漂亮，哪一栋楼是亮点，它的成功来自综合元素：楼高、楼的比例、楼跟楼之间的空间。

　　时代周报：新加坡政府做的事情都是很有计划的？

　　陈家毅：是的，路上的每一棵树都有计划。比如说这条达斯顿山街道大概有一百多年吧，外头的这些紫荆树是政府种的，有一棵曾经枯萎掉了，我们写信给园林局要求派个人来看一下。正好是圣诞期间，我们休假回来，一棵新紫荆树种在门前。这方面他们照顾得非常细心。

　　现代城市的误区

　　时代周报：中国很多城市近二三十年发展的速度同样完全超乎想象，在欧洲、美国有没有相同境况？

　　陈家毅：很多时候，欧陆的建筑理想都是纸上谈兵。20年代初期，法国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为新城市构思了很多：高速公路、高楼大厦……结果都没办法在欧陆实行，因为他们不允许这样的东西在旧城凸显，但是部分在边缘的新镇小试。我不晓得中国现在这样大肆更新，会不会是他们误以为那样的现代城市就是一个好的榜样？英国伯明翰某个区域，有个我们讽称为“意大利面”的高架交通系统，车子开进去像到了八卦阵，很恐怖。这恰恰是上世纪二战前后那些天才建筑师画的未来城市假想图。

　　另外一个误区是，透视图和效果图在中国做得非常快，很多建筑物、园区街道都按此建起来，结果都是平板的，因为图纸只求效果，没有真实空间感，那样的新城市实在要不得。迪拜也有这样的问题，马路非常阔，人都不在路上走，加上沙漠地方天气很热，从一栋楼到另外一栋楼去都得开车，开车速度又特快，所以当地的车祸率出奇的高。

　　新加坡以法为上

　　时代周报：新加坡的法律、文化受过英国影响，英国前些时候发生很大的骚乱，全世界都在关注，为什么新加坡没有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

　　陈家毅：这两个社会完全不一样，英国存在很多矛盾没有解决。英国人本身有阶级的观念，就是中上阶层和劳动阶层，你看英国的文学，从狄更斯到现代的英国文学，讲的都是这种矛盾—有些时候是冲突，有些时候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好奇甚至是仰慕，这种矛盾促成了英国人特有的个性。几乎每一个英国人都是个体户，非常个人化，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如果还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话，别人肯定觉得很怪。英国向来有许多资助金，比如十六岁的单亲妈妈，政府同情她，再生多一胎的话，政府还要加钱资助她。这样的少女在低层很普遍，和不同男人交往，生的孩子大多没有见过爸爸。年轻的母亲不觉得自己能管这些孩子，就凭着政府的资助金继续喝酒、找乐子。英国人的个性是铜板的两面，有人说日本人也是，就是看来很文雅，同时也能够很粗暴，所以在足球比赛上会发生暴力就说明了一切：循规蹈矩、文质彬彬的英国社会，其实还是存有一种矛盾和压抑，但这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

　　时代周报：新加坡井井有条，有些评论说自由精神不是很充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陈家毅：回看儒家、道家、法家，新加坡走的是法制的路，就是以法为上，法律帮国人打理家园安全和保险。比如驾车者在双黄线停车，在英国做这件事的话，罚单会比在新加坡拿得快，因为英国罚款是不眨眼睛的。反而在新加坡，因为某条街某个时期停车位不足，会网开一面，存有人性的考量。我这样讲好像很袒护新加坡，是因为怕局外人看不到这些细节。

　　这个岛不是很大，所以我们三天两头飞出去，在这里看不到被禁的《花花公子》，没关系，伦敦、台北有啊，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网络现在那么发达，谁也控制不了。至于政治言论，我不觉得亚洲那种吵吵闹闹，党派间你死我活般争执或是抹黑有什么好处，这点上我倒是比较欣赏英国的做法，国会上不同党派能够为了社会、国家的利益，心平气和讨论一件事情而达成协议。新加坡人口不是很多，教育水平也已渐达甚高的程度，国人现在比较有归属感。

　　只能以外人身份回到中国

　　时代周报：说到归属感的问题，新加坡跟两个国家的关系都很紧密，一个是马来西亚，一个是中国，现在你有了新加坡的归属感，又如何看马来西亚和中国？

　　陈家毅：这么多年来，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在政治的驾驭上已经开往不同方向，生活习惯和周遭的一些东西也不一样，所以新加坡人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邻国，已不觉得是同族人。但我越来越喜欢东南亚，喜欢的不单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印度尼西亚。有人会说人老了脾气越来越回到本性，真的是这样子。

　　早期在北京做长城脚下公社的时候，我和潘石屹他们在一起，大概他们觉得：哇，这个小南洋仔蛮天真可爱的，抱着一股热忱来为祖国效劳。但是我后来发觉，长时间的分隔，我们已经回不到祖父一代的情意结，我只能以一个外人的身份回到中国。我觉得这样更好，因为能够更加明智地去观察中国。

　　1988年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说：你一定要回去。我们祖先有一座大院在潮汕，父亲曾描述过，有前门、后门，听起来至少是一个好几进的房子，有几家几户的亲戚住在里头，佣人会从后方进来。他描述整个房子的布局给我们听。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清算”这两个字。六七十年代，他们还时常寄东西到大陆去，父亲曾说叔叔伯伯他们很辛苦，所以家里一直要寄送东西，我姑姑会整合家里有些什么，一起寄回去。我祖父和他几个兄弟原先没有打算长住新加坡，他们到新加坡设点做生意，然后打算回国去，但是遇到政治的变化，都回不去了。

　　时代周报：你在做建筑以外，还十分热衷于写作，这跟小时候喜欢文学写作很有关系？

　　陈家毅：对，我从阅读开始懂得文字的奥妙。写作是项孤独的作业，但是这个孤独作业让人自得其乐。写作给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将一些想法、闪过的念头捕捉下来，写的过程忽然间发觉能再扩充过去，跟其他的点连接起来，变成更大的东西，有时连我自己都会吃惊。我做建筑设计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从概念，而不是从形象或造型开始。

　　感谢何华先生的热情帮助

　　实习生林晓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