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六人谈：2012无大波动

　　冯迪凡

　　 欧洲心态

　　第一财经日报：在2011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前后，欧洲大陆兴起关于“是否应该接受中国援助”的大辩论，最后的结论是欧洲人可以自救。该辩论起因为何？中欧应该如何进行有效对话？

　　桑德施耐德：在欧洲，时不时就会就中国相关问题进行辩论，中国的崛起让我们看到印象深刻的一系列数字，人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一个经济上如此成功的国家，却并没有沿着西方民主化进程道路发展，这引起了人们的忧虑。

　　但在我看来，考虑到历史因素，这是个正常的过程，在15世纪，中国在世界上是科技领先国家，当然由于过去没有互联网，那时候的欧洲人不知道这一点罢了。

　　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在30年经济飞速增长之后，已经有能力将经济成功转变为政治力量。但对于欧洲人而言，麻烦是作为国际事务的规则制定者，很难接受桌边出现新选手以及新选手的新愿景。

　　江时学：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所以国际社会对中国如何应对欧洲债务危机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大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中国有能力使欧洲国家早日摆脱债务危机。这一论调的基础无疑是众多国际媒体夸大其词的评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债务国没有实施改革的意愿，也没有推出改革方案，因此中国如要为其提供帮助，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老好人”。

　　实际上，为解决危机，这些国家已采取了“勒紧裤腰带”等措施。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欧洲债务国无动于衷；中国与欧洲早就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如今一些欧洲国家深陷危机，中国提供一些援助是应该的。而且，中国购买希腊等国的国债还有利于我们实现外汇资产的多元化。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向欧洲债务国提供帮助时，希望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中国的这种有条件的援助是一种“友好的勒索”。

　　克拉蒙：中国也应该看到世界经济稳定的利益，而且当我们看中国时，中国也没有什么非常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度，不过对于中国成为一个全球玩家的恐惧，我想是来自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基本上“一事无成”，而现在则已经胜券在握，这种（欧洲）的不安感是很难解释的。

　　大卫：我们对欧洲经济还是比较有信心，同时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对欧洲提供相应帮助，帮助我们摆脱当前的困境，因为稳定的欧洲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十二五”规划当中，中国希望把内需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目前为止中国还是非常依赖出口，这种转变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目前看来，中国还是非常需要欧盟这么一个大市场，继续向欧洲市场进行出口，这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日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大连达沃斯论坛讲话后，即便是德国的小报都用他的讲话做了封面文章，像《南德意志报》等重要报纸就更不用多言，由此可见中国的关注度之高。不过从整体上看，欧洲对及早实现市场经济地位作为中国援欧条件的反弹很大，在这一点上你怎么理解？

　　桑德施耐德：（对于欧洲人而言）温家宝总理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是中国总理第一次表示可以帮助类似于希腊这类的国家，并附有条件，这对于欧洲人而言，不是一件很能适应的事，给欧洲人上了很大一课。

　　而且这不仅仅发生在对于欧债危机的金融援助上，还会发生在国际机构之中，这意味着以往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加地区”正在国际机构中丧失主导权。例如，在联合国中，上述国家和地区已经不在大会中占多数，亦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推动自己中意的议案。这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种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变化，在我们的观察中，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但是普通欧洲人对于这一点很难轻易接受。

　　江时学：向欧洲债务国提供帮助与欧盟给予中国以市场经济地位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中国人不会趁火打劫，也不会见死不救。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奉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欧盟无视中国的成就，以狭隘的眼光观察中国，拒不给予市场经济地位，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日报：那欧洲如何看待中国提出的尽早实现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

　　桑德施耐德：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在2016年，中国总会得到市场经济地位，在这中间的5年，如果提前得到的确是一种象征性意义，中国希望看到一个来自欧洲的表示。

　　当德国的记者问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时，我说我们应该对中国心怀感激，因为如果中国真的想让欧洲人愤怒的话，应该把废除武器禁运问题也放在桌面上谈。在过去一些年，市场经济地位和武器禁运都是放在一起谈的，但这次，中国只是提出市场经济地位，是比较友善的。

　　同时，中国的要求也是一种清醒的经济利益，在得到市场经济地位之后，中国会获得大量的经济益处，所以即便是5年，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有着巨大的经济不同的。

　　

　　 一体化之利

　　日报：对欧盟一体化进程，欧债危机未来的走向，欧洲境内的舆情比较悲观，中国国内也有不同声音，你对此有何看法？

　　赵怀普：国内一度曾出现“是应该救欧洲还是救温州”的讨论，以及关于欧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甚至唱衰欧元等，表现得跟自己好像没有关系，这对欧盟存在的合理性、价值以及中国的重要性了解得不全面。

　　当然，欧盟的福利制度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其竞争力下降，然而欧盟的治理经验仍可以为其他国家借鉴。通过一体化，欧盟建立的共同制度在关键的时刻是有用的，比如在希腊出现破产危机的时候，就体现了欧盟这种同舟共济的精神。

　　而欧盟制度与规则最大的价值，就是维持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和平。那些只看到欧元存在诸多问题的，通常没有看到有了一体化的欧盟，从根本上避免了、防止了欧洲大陆国家的冲突。放到更大层面上，这对世界稳定都是很大贡献。

　　桑德施耐德：中国民众对于对欧投资的这种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的确，中国政府也应该向民众解释，国际货币系统以及经济系统的稳定也最终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作为世界“出口冠军”，我们很高兴中国赢过了我们，但同时欧洲的倒塌，或者美国的倒塌，也不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闫瑾：欧洲一体化的突出特点，是在危机中向前发展，在重要的进展时间点以及面临问题的重压之下，通常会向前发展。

　　这不是欧盟第一次危机。此前，欧盟的条约曾经被2个创始成员国否决了，这对于当时的欧盟一体化进程来说是很大打击，但是一体化的决心并没有改变，最终还是达成了《里斯本条约》。

　　在国内，从学界到官方，都比较重视欧盟的地位，从中国的战略来看，也希望欧洲强大，毕竟欧洲同美国不同，中欧之间有共同利益，如果欧洲衰落，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回旋余地会更小。

　　此外欧洲是“民事强权”，主要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跟中国的外交政策接近，同时欧洲同中国没有地缘纠葛，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更好进行经贸合作。而且我曾看到过一篇报道，欧洲驻华使节也认为欧债不是寻求中国来救，而是要中国帮助欧洲，也是中国帮助自己。

　　江时学：中国有那么多人，因此我无法知道每一个中国人的想法，但我知道我的同事的看法。他们都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因目前的债务危机而中断，欧元也不可能崩溃。我们不必唱衰欧洲。事实上，欧洲的强大是有利于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因而也是有利于中国的。

　　日报：但是在德法推动财政联盟过程中，英国投了否决票，而在德国议会中，议员也时常会讨论什么时候英国该被踢出或自动退出欧盟。

　　克拉蒙：我们更长期的战略肯定是要改变《里斯本条约》，并建立一个更有愿景的未来条约，我们的财长一直有一个建立欧洲财政部的想法。不过这是我们的长期目标，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治理，来战胜目前意大利、葡萄牙以及希腊所拥有的结构性问题，意大利还没有准备好进行改革。

　　闫瑾：在设立欧盟之初，欧盟的创始人就意识到了仅有货币联盟却无财政联盟的问题，当然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将成员国的这部分主权让渡给欧盟，不过当时就预见到问题早晚会爆发。而欧盟的发展就是，到了不得不妥协的时候，自然会出来协调，并继续推动欧盟的改革。至于英国投弃权票后，也受到了来自于国内外的压力，不过在欧洲推动一体化进程中，各国总是希望付出最少，得到最多。

　　赵怀普：英国在当前局势下，采取的这种举动，我个人觉得不太合时宜，不过这也没有阻止到财政联盟的进程。此外，要将欧洲的一体化看作长期渐进过程。总而言之，小碎步往前走，短期内一定通过财政联盟的想法是不太现实的。

　　江时学：在任何一个国家，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认识和评论都会有五花八门的观点。英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政治家和民众在内，都已认识到，欧洲一体化是有利于欧洲的，因此，英国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其他欧洲国家也不可能将英国“踢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

　　

　　 欧洲如何救？

　　日报：买国债或者进行直接投资，哪一种是更好的救助欧洲方式？

　　克拉蒙：我们已经对防火墙机制欧洲稳定基金投票了，希望有可能在这方面得到来自中国的投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能说整个德国议会都这么看，比如我已经同我的同事开玩笑说我们在建立一个国际援助基金银行，然后要求苏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来投资，这就好像是建立了一个石油基金一样。这虽然听起来好笑，但实际上不是那么有趣的，找到所谓“好的资金”是挺困难的。

　　不过我们的确希望一些融资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最近我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一位相关问题顾问交流，他也认为，这是我们通过上述方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江时学：除了购买欧洲国家的国债以外，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救”或帮助欧洲。例如，我们可以适当地多进口欧洲的商品和服务，以便使其获得更多的出口收入。又如，中国可以扩大对欧洲的直接投资，但要选择正确的投资领域，欧盟的自然资源极为有限，但欧盟拥有巨大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盟的多种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由此可见，中国投资欧盟的目的应该是追求高额利润或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

　　投资领域的选择还应该服从欧盟的产业结构及其产业政策。在欧盟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71%、工业占27%、农业占2%。由此可见，欧洲服务业和工业中的投资机遇大大多于农业领域。

　　此外，要深入了解欧洲的“国家风险”。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欧洲的“国家风险”较少，但中国企业不能掉以轻心。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不利于外国投资者的“国家风险”。

　　甚至在深受债务危机之苦的希腊，当政府希望为改善南部沿海地区的港口设施而吸引外国投资的消息传开后，当地人中的反对者不在少数，因为他们担忧外国投资项目会破坏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还要密切关注《里斯本条约》对国际投资保护协定的影响。2009年12月1日生效的《里斯本条约》规定，成员国不得与欧盟以外的任何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除非得到欧盟的授权。换言之，《里斯本条约》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事项纳入欧盟的专属权力。

　　可以断定，欧盟在双边投资协定上的最后决定将对中国投资欧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大卫：中国欧盟商会要进一步加大努力工作，推动欧盟和中国签署投资条约。这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实现欧盟企业在中国投资正常化，稳定下来；另一方面，帮助我们稳定欧盟的局势。

　　但中国必须要明白在某些领域当中应该进一步放松相应的障碍，消除一定的壁垒。欧盟也要明白没有对等的做法，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相应的问题。

　　

　　 2012关键词：大局

　　日报：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如何把握2012年的中欧关系？

　　桑德施耐德：德国曾引起灾难性二战，最终成为欧盟国家中最重要国家之一，崛起和衰落在国际关系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挑战是如何控制以及应对这些变化。在我看来，德国不仅应对中国，而且德国也应该应对德国自己，并学会控制自己，避免任何对抗和冲突等。

　　闫瑾：明年中欧将依然在欧债危机的阴影之下，中国对欧债的政策是比较鲜明的，中欧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关系波动。此外，明年还会在4月份举行中欧高层对话。

　　赵怀普：欧共体将越来越超越国家，因此需要对欧盟有一个总体的定位，而不要被一些小事情、小领域的摩擦或者分歧掩盖了中欧关系的战略性，这种影响和判断要看到大局。

　　江时学：要进一步提升中欧双边关系。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是中国成功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政治保障。早在2001年，中欧双方就决定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10月，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后，双方决定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伙伴关系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中欧双方在经贸领域摩擦并不少见。因此，为了扩大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进一步巩固和充实这一伙伴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欧洲债务危机久拖不决、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形势下，欧盟应该为中国投资欧洲提供更多的便利。

　　与此同时，国内有关部门要为投资欧洲创造更好的有利条件。在这些条件中，以下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在资金上的支持，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但是，除大型国有企业以外，我国的几乎所有中小企业在“走出去”时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掣肘。因此，动用国家的金融实力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是在行政审批程序方面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国际投资领域，各种商机稍纵即逝。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分分秒秒都是宝贵的。一方面，国内有关方面要加强对各类企业“走出去”的管理；另一方面，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