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普世价值是有条件的

　　苏娅

　　“普世价值”是否能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而与之相对的“相对主义”又如何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文化与社会交流越来越频繁、热烈的今天，为何由信息“同质性”所致的封闭同样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交流”成为一种应和？针对上述问题，12月22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接受了本报专访。陈嘉映认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每个民族各有各的文化，这些说法没有什么错。但这些说法往往带着潜台词：我这种文化是一个封闭体，完全不可能与别的文化交流，你不能来评价我，影响我。这段‘潜台词’，使得我们在理论上导向狭隘的民族主义。”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很多人认为，谈论“普遍主义”、“普世价值”似乎是比较方便的，但你对“普遍主义如何可为”有疑问。首先，想听你谈谈对“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基本看法。

　　陈嘉映：人们讲到普遍的东西，一般是说我们能够从各种特殊的东西里找到某种共同的东西。比如说，美国人和中国人不同，但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人，都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又比如说，我们谈论文学作品，会说“写出了普遍的人性”。

　　但是，这么说，即使没什么错，也没有多大意思。就说“这部作品表达了普遍的人性”，这个普遍人性，要么落在18世纪的哪个法国人身上，要么落在20世纪的中国人身上，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有不同的样子。也许都是爱情？写出了普遍的爱情？这么说没什么意思，因为它只有写出了这个人这种特别的爱法儿才有意思。

　　再讲个政治的例子，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你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人，人总有共同之处。是，我们是有共同之处，但问题是，惹出麻烦的，导致冲突的，是我们有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诉求。你告诉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共同的东西，这没有什么帮助，不解决问题。张三谈论文明的冲突，李四说，这些文明也有共同点，这有什么帮助呢？导致冲突的本来是特殊的东西。

　　有些东西应该变得更普遍些。例如，西方先确立的公民政治权利，很多我们也应该接受。需要一条一条论证我们为什么该接受，而非因为它们天生是普遍的。那种关于普遍性的理解太偷懒了，没什么意思。谈论“普遍价值”很方便的，政治上正确，但很空洞。实情是我们在争取把某种价值变得更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

　　日报：普遍的价值也是有条件的？

　　陈嘉映：对，它是有条件的。但你要是说它在一定条件下是普遍的，这么说也没说出什么，那跟相对主义也差不多。相对主义也无非是说任何价值都是有条件的。

　　所以，我认为现在流行的对“普遍价值”的提法，尽管体现了某种追求，但理路不对，无助于矫正“文化相对论”实际上试图导向的结论。

　　所谓相对主义或“文化相对论”，如果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每个民族各有各的文化，这些说法没有什么错。但这说法往往带着潜台词：我这种文化是一个封闭体，完全不可能与别的文化交流，你不能来评价我，影响我。无论你做出何种批评，都是从你的立场出发的，而我说什么都是从我的立场出发。

　　一个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传统不能被批评，不应该受到外来影响，无法改善。这种传统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严丝合缝的体系，在文化的内部一直是可以反思和批评的。

　　所谓中国文化传统，不是说它内部都是同质的东西，这个传统内部有多种多样的取向，争辩、批评，这些东西给予传统以活力。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而是应该向别人学习。每个民族有它自己特有的文化，听上去振振有辞，但它的“潜台词”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

　　日报：说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你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厚度的精神生活是渗透到现实生活中的，与生活方式相关联，而不存在一种绝对独立的灵性生活。那么，在生活方式被完全改变的今天，如何承续一种有厚度的精神生活？

　　陈嘉映：精神生活可以从两个层面说。一是上层的精神产品，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过特别辉煌的精神产品，诗歌、建筑、绘画等。另一个是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精神性。文化是一个双向的“化”的过程，只有植根于日常的精神生活，才能延绵地产生上层的精神产品，反过来，上层精神创造也渗入日常生活。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经历了极为剧烈的转变。西方的现代化转变是从其自身历史中演变出来的，中国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文化的遭遇和碰撞所致。西方只是现代化，而我们是现代化加西化。

　　如何承续？先得休养生息。所谓文化，“化”是个缓慢的过程。如果只谈眼下的文化发展，首先是不要对文化干涉太多、规划太多。与经济相比，文化繁荣更多依赖于自发的活动，必须让各个阶层的人在自由的条件下做他们自己的事，才能够发展。

　　日报：我们喜欢用“世界是平的”来描述现实，还喜欢用“我们都是普通人”来描述自己，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描述精英的身份？精英在今天又如何影响生活？

　　陈嘉映：在一个很平的世界里，一般来说，我们不谈论精英，我们只谈论成功人士。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一个单调的、平面的尺度来衡量人，就谈不上精英了，我们只能衡量出谁是成功的。

　　精英首先和什么相关联？我们必须让各种各样的活动去自发地形成自身的评价标准，比如说“什么诗是好诗”这件事，首先应该交给写诗和真正爱诗的人去评价，我们无法定一个外部标准去评价。但是，这些写诗的人和热爱诗歌的人也不是天然地就能拿出一个标准的，他们的标准在写和读的活动中不断生长和更新。精英总是扎根在某种特定种类的活动中，比如某人可能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从外部尺度来衡量，他并不是一个成功人士。要出现精英，就要给各种带有精神文化形态的活动以休养生息的空间，让他们能够自由地生长，慢慢形成其自身的传统，精英只有在这样的传统中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标准，用“挣多少钱”这一个外部数量的标准，只能衡量出谁是成功的，而不能衡量出谁是精英。在今天我们谈论精英是很苍白的，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来支撑这个话题？

　　日报：有一个现象，或许是出于信息交流的频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界人士，很多跨界人士未必出自深思，是否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形下，依赖大众对他们发出的信息做出判断也很危险？

　　陈嘉映：你描述的这个现象很明显，而且大家都觉得不妙。这背后有一个社会状况在支持它，世界变平了嘛，这是真正令人苦恼的地方。必须有各种不同的小传统，必须有文化上的不同阶层，才可能产生特立独行的声音。

　　今天人们天天在谈交流，然而，没有来自不同传统的真知灼见，没有不同文化层次间的交流，同质的声音之间有什么可交流的？最多是两种相反的、然而却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观点，两边各有大量听众，都在争取听众，却看不到智性上的推进，这实在不能算交流。

　　深思的人从来不多，也不能多，大家都深思的社会不是很古怪吗？但没有深思的社会平板得没意思。

　　现在的媒体方式不利于形成深思。相对于思想，媒体过于强势。这倒没什么，思想可以依托学院跟媒体达至某种平衡。最不利的是，我们的学术体制糟糕到了极点，官家垄断了所有资源和评价，毁掉了思想文化发展自然而然需要的层级，把所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拉到同一个低平面上。我常希望，有没有可能在官家体制之外，发展一些民间书院这样的地方。但这需要民间财力的支持。官家能不能给点儿空间？民间资本有没有这种品位？

　　日报：E.M.福斯特把生活视为“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他认为存在着一种随时间流逝正在发生的生活，同时存在一种流离于此的“内心生活”，他把它称为“价值生活”，是一种经过反省的生活。在你看来，“反省”这样一种内心生活如何才能更有效？

　　陈嘉映：教伦理学的人都记得苏格拉底说的一句话：“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但很多人对这话持有一定的怀疑。“反思”也有好多层次，并不是只有哲学家在那儿翻来覆去想才叫“反思”。普通人中间，那些善良的人，有生活智慧的人，不见得成天翻来覆去思考，但他们并非完全处在“自然状态”中，只不过他们的反思以更微妙的方式发生。很多文艺作品，尤其表现“草根生活”的作品，它们能够表现出这种微妙状态。

　　我们可以套用艾柯的“诠释与过度诠释”说，有反思，也有过度反思。我们要不断地把反思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这样的反思才能使反思这一活动持续进行下去。否则，反思从你的生活中脱离开来，变成了空转，这样的反思，转得再起劲，吃不上力。总之，不能把反思理解为一味盯住自己的肚脐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