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

　　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马鑫 张萌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从全球气候会议，到欧美债务危机，再从南中国海问题，到阿拉伯世界动荡……同时，呼吁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声音也愈加响亮。作为日益崛起的新兴国家，中国如何在逐渐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争取相应的大国话语权？

　　2011年，“创造性介入”理念出现在中国外交学术领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从解剖外交实践出发，提出了这个外交“新方法论”。

　　按照王逸舟的说法，“创造性介入”是一种新的积极态度，即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对国际事务要有更大的参与意识和手段。它要求中国的各个涉外部门和更大范围内的公众在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同时，增强进取心，并且要下“先手棋”。

　　同时，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拿出更多的方案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及援助，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中有着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

　　另一方面，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应有创造性思路和建设性的斡旋，发掘和坚守东方文化和历史文明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中庸大同”等成分，倡导并坚持“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和谐世界观”等理念，谨慎恰当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审时度势、统筹兼顾地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与话语权。

　　就此，《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王逸舟。

　　不“干涉”不“搭便车”

　　第一财经日报：“创造性介入”仅仅是一个名词创新，还是同通常所谓的“干涉”有本质区别？

　　王逸舟：从英文翻译上看，有时候跟“干涉(interfere)”相似，同“involvement”相区别，指依靠更多的智慧、量力而行、有选择地进入。

　　所谓“创造性介入”就是能够发挥我们的特长，弥补一些诸如军事力量方面的不足，来解决中国面对的难题。“创造性介入”在概念上不太好把握，从具体的案例上能更容易说明一些。

　　日报：“创造性介入”与干涉别国内政是否冲突？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与“搭便车”不同，“搭便车”是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干涉、不介入，大家都同意的我就同意；大家都不去做的，我就不去做。现在以中国的国家实力是不可能“搭便车”了，中国需要作出表态。与其被人家逼着表态，不如在自己设计好、规划好后表态，这样更具主动性。这与“搭便车”和“韬光养晦”是不同的。

　　同时，“创造性介入”与美国的干预主义政策不一样。我所强调的原则是：干预要依据国际关系的公认准则和联合国的授权，即“合法性”原则，比如美国在伊拉克的介入很容易引起道义上的孤立，这样也会引起各国的不合作。“创造性介入”要有合法性，要得到国际组织的授权。

　　第二点是量力而行，中国需要区分出什么是核心利益、次要利益和可有可无的利益。在介入的时候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和能力，比较精准地进行操作。可能有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利益，不过我们的力量和资源不够而无法介入；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尽管我们有资源和能力进行介入，但是这些利益并不那么重要，这时就要保持距离。因此要量力而行，介入时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第三点就是要得到介入对象的接受，就像我们在苏丹、朝鲜半岛事务中那样，当事方认可中国的介入。而且中国的介入符合当地各种派别、百姓的多数意愿，跟当地区域组织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尤其是与非洲联盟(非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这样的地区组织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中国有效介入的保障。

　　第四，中国的介入并不是军事主导的，要慎用武力。军事和武力只是介入的后盾，是一种威慑手段。更多的时候我们要通过斡旋、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游说、反复做各方的工作来实现介入。比如，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并不是依靠军队进行介入，仅是部署了联合国授权的，且是提供后勤保障的维和工兵部队。所以中国式的介入是要全面考虑中国的利益、国际组织的授权、被介入方的意愿的，要有合法性，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样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

　　日报：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王逸舟：对，这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比如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一定要采取硬软结合的介入方式。所谓硬介入就是中国的海军要对这片海域进行有效的控制，海洋钻井平台要建起来，还要鼓励渔民去打鱼，同时，海监船也要更多地巡逻，履行海洋管理和监察职责。

　　而软实力就是要利用外交的妥协、谈判、游说功能，提供各种决议、公约、倡议这样的一些新的安排。在维护中国的海权和海洋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提供各种各样的海洋公共产品，比如提供检测海啸、打击海上犯罪等等。这样的介入方式，会让别人感到中国不仅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而且强大的国家，也是一个可以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帮助、让人觉得难以抗拒的国家。这种介入方式就是又硬又软，不过现在来说，我们在“软介入”的能力上是缺乏的。

　　中国的“硬实力”增长比较快，“软实力”还没有跟上。这与国内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是某些改革没有跟上是一个道理，这是一种失衡的状态。

　　日报：介入的时机如何把握？

　　王逸舟：中国进入非洲的开始阶段进行的是经济和贸易援助，双边经贸是发展了，但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嫉妒。在新时期，中国在非洲要开展“软援助”，比如维和、医疗队、农业示范，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等等。我们要知道，非洲当地并不会希望仅仅成为资源提供者，他们也需要发展自己，而中国在这方面能比西方做得更多一些，这就是“软援助”，而“创造性介入”也往往体现在这里。

　　要强调的一点是，介入的时机要选择好，要在危机和碰到难题时主动介入；在形势良好的时候，只要按章办事就好。比如，在南中国海出现困局、在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看到世界经济出现不景气的时候要适时选择介入，这也是一种灵巧介入。

　　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中国凭借着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以做一些事情，但这不是随便向一些国家撒银子，而是要经过严格评估的介入。我的建议是，我们可以用其他渠道，比如在欧债危机问题上，我们可以买欧洲央行或者德国央行的那些最有信誉的且金融规则健全的债券，这样的话既用了他们现有的平台，也使用了我们现在的资源，同时也帮助了欧洲国家。当然，我们要合理提出我们的要求，比如在涉及军售、技术转让、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

　　在过去，日本、韩国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有自己的信托基金，他们利用世行的机构和人才来做自己的事情。他们也会向这些机构派驻本国人员，并培养自己的人才。我们可以借鉴这种方式，也建立自己的信托基金为自己办些事情，在经过严格的评估后，使用具有公共平台给全世界做安排。

　　“创造性介入”全面化

　　日报：除了国际外交层面，“创造性介入”是否也运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等涉外领域？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有一个很大的必然性，即随着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来到之际，中国的人才、资本开始走出中国迈向全球。现在，中国是人、财、物全球分散最大的国家，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更好为中国也为全球服务，让其他国家觉得中国的人、财、物在全球的分散是件好事情，中国人的到来是好事情，这就不光需要外交，更需要创造性智慧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需要政府层面的作为，包括军事保护、领事保护、商务等的保驾护航，也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的引导性作用，同时要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媒体、社会力量的参与。

　　“创造性介入”是一种总的思想、总的方向，不是具体时间上的具体做法，这区别于以前的一些外交方式，是一种积极作为的外交态度和取向。而这其中包括很多方面，需要长期争论、反复对撞才能磨合出来。

　　日报：“创造性介入”是否与我们一直奉行的“韬光养晦”有所背离？

　　王逸舟：“韬光养晦”有提出的时代背景，原意是宝剑藏在盒子里不露出锋芒。这经常被误解为中国要积攒力量，后发制人。

　　但我们不要宣扬其消极的一面，而要宣扬其积极的一面。当时邓小平也提出，不当头、不吭气、不称霸，这就是“创造性介入”的基础。它不是依靠军事的介入，是依靠智慧，靠感召力、巧实力的介入。虽然这跟“韬光养晦”并不一致，但是不是彻底的否定。

　　邓小平当时提出方针的基本取向是要坚持合作、对话、和平发展。我们当前的外交政策要在策略、方法上有所调整。

　　日报：跟美国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处？

　　王逸舟：美国是把软硬实力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形成“巧实力”。中国要借鉴“巧实力”的思路，但是又不能完全一样，毕竟我们和美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也不一样。中国还是要在和平、发展的旗帜下做一些对话、调停和撮合的工作。

　　2012的挑战

　　日报：2012年中国将面临哪些外交挑战？

　　王逸舟：2012年是“大选年”，其中必然会发生重要的政治变化和对外政策调整，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

　　明年也是中国与别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纪念年。1979年中美对话以后，中国出现新一轮的建交潮。我们可以借明年中国与一些国家建交40周年的契机改善一些关系。比如我们和日本能否建立一个日后解决麻烦的对话机制。

　　此外，明年阿拉伯世界的动荡有可能还将持续，也有可能出现新的特点和变化，在这个问题上要看到革新面，也要看到未来的不稳定性，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西方目前是乏力状态，其失业问题、金融问题、社会问题都将会在2012年持续发酵。中国要积极作为，既不能幸灾乐祸，也不能过度作为，要拿捏精准。欧洲出现的问题，正是可以解决中欧之间一些长久问题的契机，很多不合理的问题都可以梳理一下。但在与欧洲谈的过程中，要以互利为条件，要谋求达到更为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中欧关系。其实现在中国“牌”很多，但是都藏起来，完全可以打得更好。

　　至于美国的“重返亚洲”，我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美国自来就没有离开亚洲，这么高调的“重返”实际上是外交上的渲染，美国在军事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不过现在美国在该地区的贸易方面与中国相差很远。现在中国在亚洲的实力越来越大了，美国也有焦虑，希望能“以巧补拙”——用“巧实力”外交使困顿的国内问题得到改善。中国不要自乱阵脚，恰恰要有信心，既不要头脑发热，也不要无所作为。

　　日报：此前你曾著书提出“21世纪的太平洋世纪”的论题，现在随着美国高调宣称“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以及亚太地区成为全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似乎“太平洋世纪”正在形成？

　　王逸舟：太平洋两岸是未来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能对全球发挥更大作用的地区。与过去不同，“太平洋世纪”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中美必将进入零和博弈时代。“太平洋世纪”的到来将会验证亚太地区是一个更为多元和互补的地区，多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经济模式可以和谐共处的地区。

　　这个地区在长时间内肯定会有一些摩擦、烦恼，但是不会出现大的，危机始终保持在可控状态内，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紧张——紧张的过程充满了生机和动感，而且是小麻烦，不会妨碍到大的进步，这就是与以往不同的太平洋世纪。

　　中国一定要在新亚太世纪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不是称霸，不是打倒谁，不是攻城略地，是用中国的创造性介入使得亚洲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