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迈入碳总量控制时代 清洁发展将为新增长坐标

　　王尔德

　　12月6日下午，当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德班会议在南非举行之际，一场主题为“以清洁发展为新增长坐标”的“21世纪低碳中国发展高峰会”（以下简称“低碳峰会” ）在北京举行。

　　会议伊始，本报特派记者李梅影在南非发来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采访视频。解振华表示，距离谈判结束还有一周时间，我们现在不预判结果，但公约项目中的减排、适应、资金、技术转让和透明度问题，以及双轨制谈判下对第一承诺期的评估和第二承诺期的确定，很有希望，我们抱有信心。

　　“德班气候谈判过半，焦着态势依然，政治博弈白热。各方参与者都在研判时局、手握筹码、寻机出牌、互提条件。但无论气候谈判结果如何，中国已正式进入碳总量控制时代，这意味着需要搭建增长与环境的良善框架。”当日本报《低碳周刊》气候谈判专题“编者按”指出。

　　对此，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刘洲伟则进一步表示，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为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中国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在发展和低碳中找到平衡点，而清洁发展作为新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实现全球减排目标的战略选择，也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因此清洁发展必将成为增长的新坐标。

　　此次峰会由《21世纪经济报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联合主办，相关政府官员、专家学者、NGO 组织以及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就减排约束、绿色发展、新能源发展、重构电力系统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等问题共同探讨了中国实现清洁发展之策。

　　在此次峰会上，主办方还联合发布了《2011中国企业低碳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以推动企业低碳发展为指导方向，就中国低碳发展趋势深度分析，重点论述了多个行业的低碳发展形势与对策，报告还收录了优秀低碳先锋企业案例。

　　北京何时不见雾霾？

　　“今天《21世纪经济报道》，有一个专题叫北京不相信雾霾。我想第一步还是要相信，相信以后再去对付它、清理它。”当日低碳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略带调侃地表示，“希望有一天， 《21世纪经济报道》同样再有另一个题目，北京再看不见雾霾。”

　　而雾霾只是我们面对的环境问题之一。对此，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巡视员李新民在低碳峰会上指出，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的扩张是高耗能的产业。同时，能源需求增速加快，环境容量制约问题突出。

　　例如，“十一五”以来二氧化硫等常规污染物排放，尽管呈下降的趋势，但是依然超过环境容量。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上半年，全国酸雨发生频率在25%以上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上海、湖南和重庆的大部分地区，在75%以上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西东部以及重庆的西南部地区。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几乎找不到酸雨，1/10不到的地区，30年后，除了西藏部分地区以外，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都有酸雨问题，这都是化石能源消耗造成的。”低碳峰会上，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王仲颖指出。

　　李新民则补充，二氧化硫也是区域性的污染物，不一定是本地排放本地受到污染，随着气象条件的变化，也可能发生转移。“值得注意的是，与2005年同期相比，全国降水中硫酸根离子浓度基本持平，硝酸根离子浓度升高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氮氧化物排放增加的结果。”

　　研究表明，在1996年到2009年期间，城市化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多排放19.5万吨的氮氧化物，而机动车发展所带来的氮氧化物的增量达到8.6万吨左右。

　　而环境规划院的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其他环境问题也相伴而生。城市化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多排放的城市生活污水达到11亿吨左右，这种增长趋势还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十五”期间增长率24.8%，“十一五”增长超过100%。

　　因此，“十二五”污染防治的任务十分繁重。李新民透露，危险品生产制造行业将是“十二五”期间环保关注的一个重点，将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储存进行综合整治，同时也将加大对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建设和综合利用的监管力度。

　　“十二五污染防治的另一项新工作是，开展场地污染的风险评估，进行场地污染的修复治理试点。”李新民指出，相关文件正在起草，即将上报国务院。

　　政府不应指定

　　绿色产业的技术路线

　　资料显示，中国清洁能源投资现在已经增长到511亿美金，成为迄今为止清洁能源投资数额最大的国家。对此，“有远见的企业家在全球性绿色事业中主动寻找挖掘绿金的路径，清洁发展领域就是这场世纪掘金战的主战场。”刘洲伟指出。

　　对何谓绿色发展，刘世锦认为，就是指经济增长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高消耗及其带来的高污染的依赖，并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减少，资源节约及环境改善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关系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方式。

　　“尽管绿色发展还存在不少争议，但我认为，绿色发展是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绿色发展不是负担，而是一个新的机遇，将带来绿色产业的扩张。”刘世锦表示，绿色增长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传统部门的绿色改造，第二是绿色产业的扩展。

　　所谓绿色产业广义上包括所有的低碳和低污染的行业，从狭义上来讲特指太阳能、风能和设备制造，电动汽车等等。刘世锦指出，在发展绿色产业方面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应该解决政府之外的个人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保护产权等。

　　他以电动车为例，电动车在发展初期，市场容量还不大，政府为了培养消费者可能需要适当的补贴，可以进行需求侧补贴，也即补贴没有特定的对象，谁竞争当中胜出了，能够把车卖出去，消费者选择你的产品，政府就补贴谁。

　　但是政府的行为应当有边界。“由于绿色产业中不少都是新兴产业，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投资规模有多大，这些政府不需要解决。”刘世锦指出。

　　他强调，政府指定一些技术路线的做法相当不明智，特别是技术快速变化的领域更是如此，比如在汽车领域技术路线就经历了柴油车、混合动力和电动车的变化，因此，在技术路线经常变化的情况下，应由企业家自主选择。

　　针对新兴产业很热，不少地方出现一哄而上的问题，刘世锦提醒说，政府和企业应注意其中的风险，因为新兴产业技术变动速度很快，在某种意义上其风险更大，一个行业里淘汰率最高的并不是传统产业，而是新兴产业。

　　在发展绿色产业方面，芬兰驻华大使馆参赞溥明睿在低碳峰会上则建议，应重视教育投入，这是荷兰的清洁技术发展很好的重要原因。

　　新能源发展

　　将倒逼电力系统重构

　　在绿色产业当中，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尤其受人关注。

　　新能源的发展，还面临着两个很大的限制。“首先其成本相对比较高，还需要大额的补贴。”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表示，“第二，电力的体制机制与新能源发展还不能适应。新能源是一个间歇、随机的能源，与现在的电力系统要求的稳定的、可控的能源有很大不同，因此提出要重构电力系统和能源管理体系。”

　　但王仲颖指出，事实上我国电网目前有足够空间容纳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根据今年5月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做的《可再生能源与减缓气候变化特别报告》，当风电融入当地电网的电量比例在20%以内时，几乎不会增加电网的额外成本，而我国现在的入网比例不过1.2%左右，还不需要国家对电网进行大力投资。

　　中国迈入碳总量控制时代 清洁发展将为新增长坐标

　　因此，史立山在低碳峰会上指出，从长期来看，我国将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全面提升产业能力，特别是加大风电、太阳能的开发力度，构造一个以核电（3亿千瓦）为基础，以水电（5亿千瓦）为调节，以风电（5亿千瓦）、太阳能（10亿千瓦）等新能源为电量主体来源，以煤电为补充（5亿千瓦）的智能化电力系统。

　　“能源系统里很重要的就是电力系统。”王仲颖认为，中国未来的电力系统应按照清洁、低碳、安全、可靠的要求，具备同时响应负荷侧和电源侧功率随机波动的能力，支撑风电等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从而保证可持续电力供应的系统需求来打造。

　　对于未来的电力系统，王仲颖预测，电网100%接纳可再生能源并非空想。“可再生能源接纳多了就不安全，我认为这不对，首先我们就要转变观念。”王仲颖指出，能100%接纳可再生能源，就有新的电力能源系统。“只不过新的电力系统代价是什么，我们要做研究。”

　　据王仲颖介绍，德国能源署用三年时间围绕“100%接纳可再生能源”的核心理论进行能源转型战略研究发现，到2030年，100%接纳可再生能源的电网改造、完成新能源并网，要使终端用户的电价成本每度上升两欧分。

　　王仲颖提出，电力体制改革已经呼吁多年，但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太难了，而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超越式发展，将推动电力体制改革和能源转型。“到2030年，当可再生能源达到一定比例，同时电力系统转型也成功时，我们就会有一个经济稳定、可持续的能源系统，那时候我们还可以更大规模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王仲颖说。

　　史立山认为，当2030-2040年我国能源消费量达到顶峰之后，可以核电为基础，以水电为调节，以新能源为主，以煤电为补充，提供未来的30亿吨标准煤的能源，同时着眼于构建智能电网，这将给我国电力管理体制带来革命。

　　尽管新能源蓬勃发展，但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压力依然重大。

　　“从2006年到2010年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增长了60%，2009年新增装机的水电和风电占到电力总装机的32%，但是相当长时期内仍不能满足新能源需求的需要，煤炭等化石能源仍然会继续增长。”李新民指出，“煤炭产量每年也都超过30亿吨原煤。”

　　根据环境规划院的研究，城市化的发展直接带来了煤炭需求的上升，在1996年到2009年14年间，城市化率每提高1%，大约需要多消耗能源4940万吨标准煤。李新民介绍，“九五”期间平均能耗为4168万吨标准煤，“十五”期间平均能耗是4642万吨标准煤，“十一五”期间上升为6274万吨标准煤。

　　王仲颖则从更长的时段对中国的能源消费变化趋势做了梳理。“能源消费总量的第一个10亿吨，1950-1990，用了40年的时间；第二个10亿吨，1990-2004，用了14年的时间。”王仲颖表示，“第三个10亿吨，则用了2002-2006的四年时间，2010年底已达32.5亿吨标煤。”

　　这一迅速变化也反映新增1亿千瓦装机所用时间越来越短。王仲颖介绍，第一个1亿千瓦装机，1949-1987，用了38年的时间；第二个1亿千瓦装机，1987-1995，用了8年的时间；第三个1亿千瓦装机，1995-2000，用了5年的时间；第四个1亿千瓦装机，2000-2004，用了4年的时间；第五个1亿千瓦装机，2004-2005，用了1年时间；以后两年，每年装机1亿千瓦。

　　王仲颖进一步指出，尽管过去十年，增加了近二十亿吨标准煤，但消费水平还很低，人均能源消费仅为2.4tce/人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能耗5.7tce/人以上的水平，“未来十年与前十年相比，虽然工业能耗增速可能放缓，但是交通、建筑物、民用能源的需求将迅速增长，这一消三涨的结果是，未来十年能源消费需求仍有可能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人口如果每年按照0.54%的增速增长，今后每五年都实行20%的节能指标，那么到2020年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煤。”王仲颖预测。

　　此外，在本次低碳峰会上，主办方还发布了《报告》，并向进入《报告》的18家低碳先锋企业和5家清洁技术先锋企业现场颁奖，并首次颁发了“最佳气候官”奖。

　　《报告》显示，18家低碳先锋企业分别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拜耳（中国）有限公司、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香格里拉酒店集团、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海尔集团公司。

　　“2011清洁技术先锋企业分别为：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艾默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合力清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报告》称，最佳气候官为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姚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