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说经家一野狐

　　唯以救主自居，乃是我中华问鼎逐鹿者之必修功课。既自封圣人，便需立一无可置疑之宗教，以教主之尊，行控制之实，这还是绝大的“驭民”兼“愚民”之道。

　　真说经家一野狐

　　雪珥

　　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

　　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

　　此半阕七律，乃是康有为所作。诗风浩荡，以卧龙自居，舍我其谁，倒也颇有大气象。但凡乱世，国家不幸诗家幸，我中华遇着这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颇能出些壮怀激烈之篇章。然则，慷慨悲歌易，筚路蓝缕难，乱世更是奸雄骈起之良机，卧龙变豺狼，雏凤成野雉，比比皆是。

　　以鸿章此生阅人无数，康某人心志之大、手段之忍、厚黑之深，确可领袖群雄。帝师翁同龢称康为“真说经家一野狐”。岂止“说经”论道，康氏之“野狐”，可谓面面俱到，实乃乱世之妖孽也。

　　救主下凡

　　无论学问抑或事业，康氏乃是纯然的“西瓜皮”派，滑到哪里算哪里。

　　康氏之“野狐禅”，堪称登峰造极，其自陈曰：“某来世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不肯自洁，不肯独乐，不愿自尊，而以与众生亲。

　　这哪里是寻常豪杰之士顾盼自雄，直是救主下凡，菩萨降世，与洪秀全之流毫无二致，自居为神。孔圣人称“素王”，无冕之王也，康有为偏偏自号“长素”，竟是比圣人更“长”。

　　康有为其人，确乎天资瑰异，古今学术无所不触——虽然往往不通，每有创论，常开风气之先。其终能名动天下，声及四海，要害在“坚于自信”。梁启超以为，乃师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

　　启超此言的确中的，却高看了康氏的胸襟：康氏绝未想过要“立健实之基础者”，无论学问抑或事业，康氏乃是纯然的“西瓜皮”派，滑到哪里算哪里，一切皆为眼下之急功近利，不择手段，颇有法兰西国王之“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之气概。其亦自陈：“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真正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慨，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

　　梁启超亦曾批驳其师:“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煞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康氏之倡言孔教，遭梁氏一力反对，梁氏意味圣人学说并非宗教，是入世而非出世，倡立为教，束缚精神，于国无益，于民有害。梁氏毕竟书生，天真烂漫，虽对中国之历史，有“一人为刚万夫柔”的精到之论，却独独看不透其师康有为既自封圣人，便需立一无可置疑之宗教，以教主之尊，行控制之实，这还是绝大的“驭民”兼“愚民”之道，哪里是出世，分明是入世。抑或，梁氏为尊者讳，装聋作哑，只在学术上虚应故事，不敢对其师有诛心之论。

　　以救主自居，乃是我中华问鼎逐鹿者之必修功课。无论康有为之保皇党，抑或孙文之革命党，大纛旗斑斓各色，掀将开来，内里却是一致，无非是些“世间皆魔我独圣”之类。此类人物，皆极为自信，坚定不移，此非个性使然，只是因为一旦摇摆无定，这种“自圣”游戏便不得持久，只好咬牙坚持。

　　酒幌高挑

　　康氏亦乘时而起，编排故事，自高身份，其满口柴胡，却偏生于市井之中颇得人缘。

　　大丈夫处世，皆需脚踏实地，方能立定脚跟。

　　而康氏之根基，却是另辟蹊径。科举不中，康氏乃自创万木草堂，聚徒讲学，而声势日隆。世人多以为此乃学堂，殊不知，这就是西人所谓之“政党”也。康氏论学，不及正牌翰林之纯正，论政，不及州县小吏之谙熟，其却能在戊戌年间风云际会，即是此“万木草堂”党之声势所就。万人丛中，一呼百应虽仍是少数，但万马齐喑之下，“百应”亦可算是多数。

　　有人即有胆，何况如康氏般自大之人？但凡康氏出手，皆是“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梁启超语），所谓“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强词方能夺理，谎言重复一千遍，亦就成了真理。

　　康氏为人，乃是“风派”，极为投机。先是，其倡言保教，而不言保国，为张之洞所责，康遂将其新立之会命名为“保国会”，向其党徒则敷衍解释，此“国”乃是“中国”，并非“大清国”，此即所谓“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发端。

　　康有为常向外人宣称，其能左右中枢之决断，言外之意，似有秉政之实权。其党徒亦宣称，戊戌数月间，康氏手撰奏折六十余道，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却不料，康氏日后公开之所谓戊戌奏稿，多是事后补作，与原折出入甚大，绝非变法蓝本。变法主张，源出多端，上书者亦众，其间学识、阅历远高于康者，不在少数，康氏及康党无非贪天之功而已。且康有为与皇上，绝无密切之联系，康氏日后频频示人之衣带诏，即是伪造。

　　戊戌间，康广仁对乃兄评道:“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此亦未说到点子。之所以如此多“太”，归根结底就是心志太高、力有未逮，不得不虚张声势。康有为乃是那种只能做老大之人，唯我独尊，早年办《时务报》，即与汪康年龃龉，致令新党之人心解体。心有余而力不足，自然要有如此多的“太”，方能勉强撑起。

　　康之行事，不择手段，未达之时为沽名钓誉，常为言官代草奏折，言辞尖刻偏激，不惜为人设罪。为拉下两广总督谭钟麟，康氏为监察御史王鹏运草折，一责谭钟麟于革党广州暴动（即孙文在1895年首次“广州起义”）中措置失当；二责谭钟麟收受广东赌商刘学询巨额贿赂，对刘一味偏袒，“是非颠倒，暗无天日”。此后康刘结怨，竟成你死我活、动刀动枪之敌。

　　至变法之中，康有为又妄议兵变，设计“围园杀后”，激发反弹，白白葬送“六君子”性命，亦使皇上之循序变法脱轨倾覆。

　　戊戌喋血之日，康有为出逃，得英人救助。英人对康印象，大体不佳，多以为其志大才疏、难膺重任，其所谓“变法”亦鲁莽冒进、不切实际。倒是朝廷对捉拿康归案一事，孜孜以求，激发外人居奇之心，以为奇货，可与我中国讨价还价之用。康氏之亨通，实起源于此。

　　康氏亦乘时而起，编排故事，自高身份，其满口柴胡，却偏生于市井之中颇得人缘。除了伪造衣带诏之外，其亦伪称朝内有所谓“帝党”、“后党”之别，离间母子君臣，真不知后世子孙要受其多少蒙蔽。

　　其时，康氏之名于海外，如日中天，俨然变法旗手、勤王栋梁。革命党孙文亦图联合，未料康氏提出：“孙某如欲结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时人多以此为康氏狂妄之据，其实此正是其独树一帜之绝佳机会。盖革命党孙文在海外经营多年，声名日隆，而康党后来居上者，正是凭借康有为之敢吹、擅吹，岂能与孙联手，被人窥破其中奥妙？况且，孙文亦绝非善与之辈，绝无联手之诚，与其被人利用，不如抓住先机，自造声势，自重身份。

　　康氏大弟子梁启超曾道：“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究其实，无非因康氏远离“真理、国家、自由”也。

　　如此野狐，只因深谙西人所谓“宣传”之道，舌灿莲花，愚夫俗子争相膜拜，以为救主，鸿章且为中国悲矣！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雪珥信箱: snowswords@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