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司到一个阶层梦想接力

    经过近30年的中断后，历史的链条又慢慢接上了。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但又不是过去，这就是历史传承的奇妙之处。一个阶层曾经的实践和努力早已深深融入这块土地之中，种子在土地里终究要发芽，板结的土地也挡不住这种内在的生命力。

　　文/傅国涌

　　(本文整理自作者2011年10月22日在阿拉善的演讲)

　　供图/FOTOE

　　民生公司和卢作孚照片由卢晓蓉提供

　　01

　　《建党伟业》的第一个角色

　　看过电影《建党伟业》的人一定印象深刻，出现的第一个角色是谁？不是一个革命派，不是大官，而是一个企业家—南通张謇(张季直)先生。虽然说他推选陈英士为沪军都督的事子虚乌有，纯属虚构，但这部关于百年前中国历史的电影由一位企业家开头，还是让我生出许多感慨。企业家阶层曾长期处于边缘化，被社会忽略，甚至处于出局的处境。今天，企业家不仅回到了现实的舞台中心，同时也回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心。曾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企业家阶层，可以第一个出现在《建党伟业》的镜头中，也许这不是无意的安排。

　　张謇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1894年的状元，但是他没有做官，而是在南通大办企业和公益，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2007年的春天，我在南通走马观花地看了一天，写了一篇《南通访张謇遗迹》，登在《南方周末》上，我用一句话概括了张謇一生—“一个人缔造了一座城”。今天，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你都不敢说你可以凭一己之力缔造一座城； 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张謇就是凭他个人的力量缔造了一座新型的城市，一个现代化的南通，这是对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做出的表率。在某种意义上，张謇才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而不是曾国藩，不是李鸿章，也不是张之洞，更不是盛宣怀。他是百年中国的一个起点，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社会角色—企业家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这个角色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企业家是工商业文明的产物，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时期，中国没有可能孕育出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角色。伴随企业家阶层出现的有报馆、书局、学校，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诞生了，他们大致上同步，都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把他们称为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轮子”，少了一个，车就开不动了。但是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恰恰就出现了这样的中断，一中断就是整整30年。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批胡风、批胡适、批俞平伯、批陶行知，反右运动，晚清以来受过新式教育的第一代、第二代知识分子几乎全军覆没。跟知识分子遭受同样命运的是企业家，1953年？1955年实行的公私合营、资本主义改造，把自洋务运动以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连根拔掉。这两大阶层的出局，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现代化的两个轮子在一夜之间同时被卸掉了，这辆车在1950年代突然就停了下来。自1970年代末起，这辆车恢复行驶，是以两件事为标志：一个是1977年恢复高考，随后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承认知识分子是生产力，当然生产力属于工具理性层面，还不是价值理性层面，知识分子真正的价值不是提供工具、方法，而是提供社会的精神和信仰；另一个是允许私人办厂，到后面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原有一套意识形态做了重大的修改或补充。

　　企业家阶层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无论中国发生什么大事，总能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身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企业家阶层都走在前面，站在前列。现在，经过30多年，新的企业家阶层重新站到了现实舞台的中央，企业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明星，恐怕早已盖过1960年代雷锋的风头。一个阶层的起伏兴衰和一个国家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这片土地，任何阶层都可能不复存在。小时候，语文书中有一篇课文《人民英雄纪念碑》，介绍纪念碑上的八幅浮雕，我记得第一幅是《虎门销烟》，第二幅是《金田起义》，还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和《抗日游击战》，最后一幅是《渡江战役》。每次到天安门广场，我都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绕碑一周，看这八幅浮雕。这八幅浮雕正好绕成了一个圆，中国人特别讲究“圆”，外圆内方，内圆外方，中国人把“圆”看得很神秘。现在我知道，没有被刻上英雄纪念碑的重大历史事件，完全可以再造一座碑，也可以有八幅浮雕环碑一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国会请愿运动、南北议和、新文化运动，还可以包括企业家参与的晚清立宪运动和1946年初那次破天荒的政协会议。今天我要展开的就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八幅浮雕以外的另外一个圆圈，与企业家阶层有关的这个圆圈，它曾被主流话语长期遮蔽，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逐渐浮出水面。拉开时间的尺度，将目光投向一百年前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也可以更加明白。历史当然不会原地踏步，不会简单重复，但它会惊人地相似，会有不同程度上的重复。

　　02

　　《保富法》：“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一百年前的企业家阶层曾达到哪一个地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老照片，可以看到企业家们的创造和他们真实的面容。

　　我讲的第一个人是聂云台。聂云台何许人也？他是曾国藩的外孙，父亲叫聂缉椝，做过上海道台、浙江巡抚，长期担任江南制造总局总办。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他身上却没有沾染一点儿公子少爷的习气。最终成就他的不是他的显赫家世，而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早年在江南制造总局长大，从小熟读英文，著名传教士傅兰雅的太太是他的英语老师。当时江南制造总局聘请了许多数学家、化学家，包括外国专家，他自小就接受了科学教育，土木、电气、化学等都有接触，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完全是西方教育的产物。他25岁就掌管了一家官商合办的企业，叫华新纺织总局，聂家买下、控股后，改名“恒丰纺织新局”。到三十几岁，他在上海企业界已经是呼风唤雨了。1920年，他40岁那年当上上海总商会的会长。这个会长不是任命的，是商会选出来的。从1902年？1929年，在漫长的时光中，经过十五届的轮届选举，没有一次出现丑闻，都以票数决定谁当会董，谁当会长，或一年一任，或两年一任，连任两任的都很少，大致上实现了商会自治、行业自治。上海总商会的成员几乎涵盖了20世纪早期上海大部分的大小企业家，虞洽卿、朱葆三、荣氏兄弟、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和高级管理人员都在里面。那个时代，商会就是社会的中心之一，是为社会建立规范、建立标准的。在公众眼中，企业家就是创造财富，并愿意为社会承担责任的人。其实你看企业史上凡受到公众认可的，几乎都是做了大量公益事业的人。

　　再说回聂云台。恒丰纱厂办得好，在纺织业中率先采用电力发电的就是他，第一个废除包工头制的也是他。他不仅在大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方面，而且在新技术培训上下了大力气，使恒丰成为当年上海纺织业的领军企业。凭借着这家企业，他成了上海企业界的风云人物，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推许他为“我国工业巨子”，最终坐到了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椅子上。

　　虽然辉煌一时，聂家的企业到1922年还是开始陨落，没能传承到第二代。聂云台在壮年时期企业就失败了，他晚年留下的一本小册子《保富法》倒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本典籍。他说：“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中国人通常说的“富不过三代”，这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尽管今天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子证明“富可以过三代”，但是更多的例子还是“富不过三代”。作为在上海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聂云台他们家很重视家训和信仰，甚至有家办的杂志—一个家庭自办杂志，中国恐怕只有聂家，创刊时叫《家声选刊》，后来改名《聂氏家言选刊》。企业失败后，这样一个家庭也不幸走向了衰落，所以他写下《保富法》，希望对后人有所警示。

　　03

　　永安郭家的超越性接班

　　永安曾是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龙头，在民国时代没有一家百货公司超过永安公司。我讲的永安，不仅包括百货业，也包括纺织业，永安郭家一手商业，一手工业，曾经在上海可以和无锡荣家并起并坐。永安的创始人郭乐和郭泉，都是华侨，但都没读过什么书，广东中山县人，从小到澳大利亚打工，攒了一点小钱开始摆水果摊，之后开水果批发行，掘得第一桶金就到香港开办永安百货公司，紧接着到上海创办永安公司。

　　郭家兄弟都是商业禀赋很好的人，在上海南京路选址就显示了他们的智慧。有一个传说，郭家派两个人一个站在路南，一个站在路北，每天分别统计他们身边的人流量，走过一个人，就在口袋里放—粒豆子。统计结果是路南行人多于路北，他们选定路南。永安老员工回忆说，那时上海的富人住在南京路以南的多，来这里买东西是从路南过来的，永安选对了位置。这也许是很笨拙的方法，但是最笨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大楼建好了之后，在商品的楼层安排上，郭家兄弟也显示出特别的用心，一楼是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顾客顺便可以买，不需要精挑细选；二楼是绸缎、布匹等商品，一般是女性顾客，从花色品种到价格都要选择比较；三楼为珠宝、首饰、钟表、乐器等贵重商品；四楼是家俱、地毯、皮箱等大件商品，多为奔着目标来的顾客，大件可以送到家里，楼层高也不会影响生意。这是创始人郭乐的设计。

　　购物卡，也是他们原创的。客户可以凭永安的折子记账购物，按期结算。对于爱面子的人来说，永安折子乃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永安的礼券因为“永安”这两个字吉利，拿这个礼券送人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有的人拿了礼券并不急于提货，相当于在永安存了一笔款。商场还有模特表演时装，来吸引顾客，上海当时的百货业都是模仿他们的。这样的创举举不胜举。郭氏第一代创业不到两年就成功了。

　　当时上海南京路的地垄断在哈同手里，郭家向他买地，他不肯卖，只肯租，租期30年，每年租金5万两白银。有人笑话：“广东人不会做生意，租地30年，将来连自己造的商场大楼也要还给哈同，是赔本儿买卖。”但郭家兄弟不这么看，租地30年，永安20吨黄金都能赚来，看中了地，无论哈同出价多高，他们都认了。永安在上海的高端百货业一直占有主要的市场份额，稳居龙头地位，假如不是1953年的公私合营，今天永安仍然是郭家的。

　　永安公司的档案，如今完整地保存在上海档案馆。这是一个公司的历史，也是民族工商业的历史，一个国家经济史的记录。“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顾客是上帝)”是永安公司的口号。1918年，当永安公司用霓虹灯打出这一英文标语的时候，还是很新鲜、也很陌生的，这是中国首次在商业领域引入了这样的理念。它是一个“环球”百货大楼，世界上能买到的东西，号称在永安都能买到。在永安的广告上，有这样两句话描述它的定位：“统办环球货品，推销中华国产。”在广告的底下，有它的楼层分布，附设有旅社、西餐室、茶室、跳舞场、咖啡室、摄影室等。

　　百货业成功，显然不能满足郭家创业的冲动，郭泉要进入新的工业领域。很多人劝他们办一个化妆品企业，不但跟百货业相关，又能赚钱。郭乐说：“你们的眼界太小。要么不开厂，要开就开大的，我们的目标是开纱厂！”郭家创办了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后来发展成5个厂，成为仅次于荣家申新纺织企业的上海第二大纺织系统。从百货发展到工业，继而进入到金融业、保险业，郭家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工商业家族。

　　最值得一说的是永安第二代传承的成功。在中国企业史上，成功传承到第二代的很少。企业传承是一个大难题，中国尤其如此。

　　永安百货的第二代掌门人是郭琳爽。1929年，他出任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副司理。1933年，他37岁那年接任正司理，又过了6年，他伯伯去美国，他终于全面接掌了永安百货公司。一般认为，创业一代有超强的忍耐力、创造力，第二代缺乏这些素质，但是在郭家，我们看到第二代具备另外的优势，就是文化的优势。郭家第一代是凭直觉做事，第二代则是凭理性做事。郭家二代大部分留过洋，郭琳爽毕业于岭南大学，父辈安排他去香港永安百货公司做部门经理，再到欧美游历，考察世界各地商业公司的运作，然后进入上海永安公司。经过10年的历练，才让他掌舵。在纺织业这边也是一样。本来郭家没有工业经验，完全依靠外人，但郭家在创业之初，就已为未来作安排—在第二代子弟中选出郭植芳、郭琳褒、郭棣活、郭棣超等出国学习纺织印染各专科，几年后这些子弟陆续回来，他们从技术员、工程师等岗位做起，逐渐掌握了生产技术和管理，其中最主要的是郭棣活。

　　可以说，永安二代接班的是两个人，郭棣活接管工业，郭琳爽接管商业。企业史上知名度高的是郭琳爽，原因之一即在于文化。郭琳爽和父辈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他比父辈更重视员工的教育，利用早晨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各一个半小时培训员工，课程有英文、中文和国语。英文注重会话，要求熟记货名，中文主要是作文，国语则重视实习，要求能用国语和顾客交谈，了解各类商业问题。1936年创立的英文夜学，规定21岁以下的职员，每天晚上下班后都要参加学习。员工教育列入“业余部”管理范围，看做是员工的“休闲活动”，也就是由公司出钱，提升员工的整体文化素质。另外，永安还编了很多给员工使用的《货物销售学》、《现代百货商店中英文货名撮要》等。而且郭琳爽改变了父辈的用人制度，父辈几乎都是用广东本地人，以熟人推荐为主；到了他手里，打破了父辈的规矩，向社会公开招聘，使永安的人事制度规范化了。

　　更重要的是郭琳爽创办的一本杂志《永安月刊》，这是一本由企业创办、向社会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刊物，内容包括商业、小说、历史、摄影、漫画等，什么都有，请的编辑包括“补白大王”郑逸梅等人，郭琳爽亲自担任发行人。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看到一大摞《永安月刊》，我被震撼了。它的封面全是美女，但这不是一般的美女，是永安自己的员工，从创刊号到终刊号，从1939年到1949年，共118期，所有的封面人物都是永安员工健康、靓丽的形象，不需要请外面的形象代言人。这本杂志与一般公司内部刊物不一样，是有社会订阅的，这又是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个创举。一个企业创办一本杂志能被社会广泛接受，这就是企业的影响力。企业不仅有经济的辐射力，还有文化的辐射力。看到这些，我就想，我们的企业家在民国时代创造的不仅是物质的成果，不仅是产品，而且还包括了不局限于企业的文化，是一种能影响社会、影响世道人心的文化。一个研究中国都市小说的学者发现这批杂志后大喜过望，说在《永安月刊》里存在着大量学界不知道的张爱玲式的都市小说。可惜现在还没有学者对这套杂志完整地进行研究，它应该能给今天的企业家阶层以新的启发。

　　我看到这个杂志的封面就很惊喜，一个公司的员工个个都有明星风范。郭琳爽能把这一面用这样的形式呈现出来，那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手笔。118个员工、118期杂志，《永安月刊》成功了，永安公司成功了。我们可以将这个看做是永安最大的形象工程，这是在永安第二代手里完成的，创刊之日正好是郭琳爽完全掌控永安之时。

　　郭琳爽接班，不同于父辈的地方是，第一在制度上加以完善，第二在文化上加以提升。按这个思路我想追问一句：中国人难道真的富不过二代吗？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但是需要空间，需要时代提供这样的可能性。这本杂志戛然中断于1949年5月，永安公司呼吸到时代的空气，时间结束了，时间开始了。所有繁华都已成空，变成一地落叶、一地落花、一地碎片。这是企业家光荣与梦想的落地。

　　为什么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者恰恰都是广东中山人？我发现他们具有相同的信仰，大概都是在澳大利亚打工时信奉了基督教。我由此产生一个猜想，在传统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企业传承为什么往往失败？原因在于儒家的血缘伦理文化过于强调血缘的纽带，它无法超越，所以最终会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而这四大百货公司的基督教背景，具有更大的超越性。他们对财富、对亲情有了另外一种维度的认识，在代际传承时，他们的可能性更大。我联想到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他就是以新教伦理来解释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基督教提供的那套价值观，支撑了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兴盛。

　　04

　　历史传承的内在生命力

　　如果说一个人、一个公司只是一个点，我们再展开一条线、一个面，还是从张謇开始。刚才我说他一个人缔造了一座城，不是一句抽象的话，看看当年的老照片，南通街头已有现代商业的气息，从建筑到广告，许多细节可以提示我们。一百多年前的南通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县，但在张謇的推动下，这个小小的县城成了中国的样板城。清华大学的吴良镛教授说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这个说法是合乎现实的。袁世凯曾让南通把地方建设的成就编成一本书，发到所有的县市，让大家学习南通、模仿南通。南通的建设靠的不是政府，而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南通一代企业家做出来的。除上海、天津、汉口这些通商口岸之外，很少有一个地方能达到这样的标准—一个初步现代化的城市。外国人当时就说，上海这些地方做得好，不稀罕，因为靠的都是租界；唯有南通，我们很佩服，是没有依靠任何外国力量而做出来的成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是中国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创造出来的一个城市，一个样板。不仅是汽车、街道，张謇还造了一个剧场叫“更俗剧场”，剧院里每个座位后面都标注着几排几号，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创造。可惜这个剧场在20世纪90年代被拆掉了，建了一个钢筋水泥的超豪华剧场。

　　张謇办企业一成功，第一步就开始办学校。一个民族首先就是要办教育，办教育首先就要办小学，办小学没有师资怎么办？所以他先办一个师范学校。张謇为南通师范学校题写的校训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这是他自己为人、办实业的风格，他希望这所学校的学生也是这样的人。2009年我在台湾买到两本旧书，分别是1960年代、1970年代印的纪念张謇的文集。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那么多沧桑巨变，张謇的同乡在他身后、到了海峡对岸还在纪念他。这可以证明，他的地方建设给故乡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江苏人怀念他，南通人更怀念他。中国人喜欢把一个人，特别是大人物和他的家乡联系在一起，说袁世凯叫袁项城、段祺瑞叫段合肥、李鸿章叫李合肥、梁启超叫梁新会、康有为叫康南海、张謇叫张南通—只有张南通名副其实，真为南通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百年后，南通仍然在享受张南通留下的果实，其他人只是出生在那个地方。

　　张謇在办了师范学校后，又办了女子师范学校。那个时候女子是不能进学校读书的，但张謇觉得这不对，他要办大量的女学。办女学就要培养女老师。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舍虽然朴素，但是有尊严、有体面。

　　有时候一个建筑物你看它的门面就可以看出它的追求和定位。张謇办的南通博物苑，其中既有博物馆，又有植物园、动物园，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门柱上有他亲撰的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学鸟兽草木之名。这是中国民间创立的第一座博物苑。他曾建议清朝廷建博物馆，没有被接受，所以他就自己来。他做了很多领天下风气之先的事。他真的是以一家企业之力大办社会事业，耗尽了一生的精力，也耗尽了企业的积累，最后留给子女的几乎一无所有。仅他亲手创办的学校，就囊括幼儿、小学、高小、师范学校、女红传习所、商业学校、纺织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农业学校。当他谢世时，小小的南通拥有300多家小学，全国没有一个地方这样。

　　张謇对南通的贡献还体现在文化和慈善事业上。除了南通博物苑、更俗剧场，他还建了南通图书馆、伶工学社、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公共体育场、南通军山气象台、南通育婴堂、南通养老院、贫民工场、南通济良所、狼山盲哑学校、南通残废院、南通五公园、唐闸公园、南通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等等。几乎什么都办了，没有这么多钱，他就依靠他的影响力，募集社会资本。他把一生所有的钱都放在这些事业上，我称之为“南通模式”—一个企业家通过创办企业成功地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模式，张謇立下了一个标杆，为同时代的人所模仿，为后来的人所景仰。

　　第一个模仿他的是荣氏兄弟，办了四个私立学校、四个私立女子学校，还有无锡私立公益中学(公益工商中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高中)、大公图书馆等。荣德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这个梦想一度被抗战打断，1947年才创办江南大学。他请的师资在当时是第一流的，牟宗三、唐君毅、钱穆等许多学者、科学家都曾在那里任教，荣家待他们以上宾之礼，让他们住在荣家的别墅。荣德生经常和钱穆聊天，钱穆在《师友杂忆》中专门有他在江南大学的一段回忆，他和荣德生之间的对话非常精彩。一个企业家的境界、一个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对话，在那本书里都能看到。荣德生创办的大公图书馆藏书十万卷，有很多珍稀的地方志，任何人都可以来借书，不收押金。今天的公共图书馆也做不到。

　　模仿张謇的人很多，其中一个四川的小个子，貌不惊人，似乎没一点民国范儿这就是布衣的卢作孚。可是恰恰是这个卢作孚成就了大事业，是他而不是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作为一个企业家首先喊出了“人的现代化”的口号—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人没有现代化，光有铁路、轮船、电报，人还是农业社会的人，思维都是农业社会的思维，如何能有现代化呢？他在民生公司之外，在重庆北碚大搞建设，和张謇一样，很齐全，既有工厂、铁路、煤矿，也有公园、学校、医院、防疫所、电影院、图书馆、体育场、报纸，还建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今天那幢大楼还在使用。在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他办了一系列文化、社会事业，我们可以称之为“北碚模式”，与张謇的南通模式不一样。因为卢作孚已经有了“人的现代化”的自觉，他可以称为中国第二代企业家的领军人物，张謇是第一代的领军。而张謇则死于1926年，卢作孚1926年开始创办民生公司，衔接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跨越了1911年？1949年，这是两个时代的交接。

　　我们看荣家和卢作孚就知道，张謇是个活标本，中国企业家之所以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因为这个阶层一开始就是以张謇定位的，起点很高。企业家阶层在1895年？1949年为什么能承担社会责任，干预公共事务，站在时代的前面？就是张謇带的头，后面跟上的人也都是这样干的，你不这样干就很难融入这个群体。张謇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自从他出现在中国企业史上，长达半个世纪，企业家阶层几乎介入了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动，只不过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往往没有这一页，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中也没有将他们的作为刻上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只有暴力革命这样一条腿，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条腿，无数个侧面，还有知识分子、企业家在那里努力，包括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当我们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会看清，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并不是只有暴力革命的单一线索。连《建党伟业》的导演、编剧都承认，1921年的中国是辛亥革命造就的中国，无数的人那时朝气蓬勃，扬眉吐气，思考天下大事，干预天下大事，他们为国家的未来做了大量的努力，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企业家，还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党派、团体。

　　晚清立宪运动的主力就是张謇代表的新兴企业家阶层，当时最大的团体是预备立宪公会。上海稍有知名度及后来有知名度的企业家都在其中，有张謇、汤寿潜；有夏瑞芳、张元济、高梦旦，他们是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或职业经理人；创业不久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也出现在名单上。他们发起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责任内阁。这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当时中产以上的精英几乎都卷进来了。但是清廷只让了一步，没有接受他们理性、温和、有节制的要求，因此逼出了辛亥革命；企业家阶层那一刻抛弃了长期追求的君主立宪制，转向“创立共和”。1911年10月10日，武昌工程营四十多个士兵起事了，但是如果没有包括企业家阶层在内的各社会阶层起来呼应，武昌局部之变就会被迅速荡平。我们由此才可以理解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内阁里面为什么不是清一色的革命党人，为什么会有程德全、汤寿潜、张謇、陈锦涛、伍廷芳出任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实业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因为这场革命不是由革命党人单方面造成的，而是由社会的合力造成的。为什么革命的血腥程度这么低？原因在于企业家阶层的参与，使革命的烈度大大降低了，革命变成了一场有限的政治革命，只为达成“创立共和”的目标。所以这场革命并不是以暴力告终，而是以和谈告终，即“南北和议”。

　　辛亥之后发生了“五四”运动，如果仅仅是学生运动，北洋政府会低头吗？主要是上海的企业家罢市，罢市导致当时150万人口的上海迅速瘫痪，外国人就给北洋政府施加压力。我觉得，企业家阶层真正扬眉吐气的，就是在“五四”前后的十来年，他们风头十足，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做了大量风头最健的事情。

　　西迁是中国企业史上的另一个传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企业西迁入川，可歌可泣。宜昌大撤退，惊心动魄。我们看当时宜昌大撤退时的一幅油画，叶圣陶当年从这里进川，写了一句诗：“对岸山如金字塔”，我到过这个地方，除了对岸山如金字塔，一切都改变了。沧海桑田，连这条长江都改变了。当年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如今是高峡出平湖。

　　1938年，靠着卢作孚的民生公司的轮船，把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机器工业的命脉运进了西南，运进了四川。靠着抢运来的兵工厂和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没有民生公司的船，恐怕它们都被日本飞机炸掉了。卢作孚，一个民营公司的总经理，在国家危亡的时刻，调集了民生公司能调集的所有轮船，24小时抢运。这个小学毕业生是个数学天才，最后成了企业家。每逢有困难，蒋介石总要想到他。东西运不进三峡，找他；没粮食了，找他。他总能以最快捷的方法解决问题。但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长江的枯水期马上就要来临，只剩下40天的时间。40天的时间要运送9万吨以上的物资，按民生公司1936年的运送能力，需要一年。但卢作孚设计了一条最好的运输途径，容易装卸的物资只运到三斗坪就卸下来；略微笨重的运到万县卸下来；只有那些大型的机器设备直接运往重庆。这样，他的二十几艘轮船能不断地在三峡里穿梭。他动员大批工人在码头轮流工作。40天时间，愣是把9万吨物资的大部分运过去了。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各类机器工业、轻工业的生命，都是靠这家公司运过去的。而那个时候，中国最大的国营轮船招商局早就躲起来了。

　　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撤退及整个抗战中牺牲巨大。有9艘轮船被炸沉、6艘被炸坏，包括最大的“民元轮”。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艘船，2028吨；自行凿沉和敌机炸毁等16艘，11460吨；军工运输受损失5艘，4188吨；被日寇劫持5艘，2662吨。不含趸船和驳船，损失轮船20338吨，船员牺牲117人，伤残76人。这是民生公司以一家民营企业承担起来的责任与牺牲。我们今天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一个为国家的生死存亡有过巨大贡献的人，抗战胜利后仅仅8年，却吃下两瓶安眠药离开人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上海出现过一支特殊的“老爷兵特训队”，中国的爱迪生、“灯泡大王”胡西园在回忆录中专门有章节讲这个。每天早晨，上海的企业家几乎都出来跑步训练，有些人岁数大了，就让司机给他开车，跟在这个队伍后面，浩浩荡荡，人车混杂，直到7月8日早晨都还在坚持。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这样的表现，是要肯定的。这是一种精气神，是民族内在生命的呈现。进川千难万险，经过无数次的西迁，最后有大批东部企业，从天津、上海、杭州、武汉等地进入了四川，他们成立了一个“迁川工厂联合会”。企业家们自晚清创办商会以来，一直喜欢搞组织。这也证明人是社会动物，不是单独存在的。当1929年国民党把上海总商会取消，代之以它能操纵的上海市商会以后，企业家们并没有屈服，经过十几年的反复较量，他们终于抓住西迁四川的机会，建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重庆厂商联合会”“中小工厂联合会”“战时生产促进会”“西南实业协进会”等一系列团体，并于1943年进一步将这些团体合在一块，成立了“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选举“味精大王”吴蕴初为会长。其间，他们举办过两次“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把战时困难条件下生产出来的重要产品向社会展示。

　　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把他们的黄金时代概括为1911年？1927年，其实往后可以延伸到1937年，往前可以推到晚清。在这本书中，她有一个概括，指出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的中国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做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而“地方精英阶层所以承担起社会公益事务的责任，是出于社会开放和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与西方17世纪企业家不同，中国企业家阶层起步时，就怀抱着实业救国、实业报国的愿望，从张謇开始，这个阶层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为了救国、报国开始的。1979年中国再次开放民间办厂，出发点也是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改变国家的命运，而不仅仅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正是这一重大的政策调整让企业家阶层再度回到我们的视野。

　　1945年，106位厂长、经理在重庆上清寺集会，公推新民机器厂总经理胡厥文、亚浦耳电灯泡厂总经理胡西园、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吴羹梅为代表前往行政院请愿。当着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面，他们驳得这位出身豪门的哈佛高材生哑口无言。这是企业家在那个时代的底气，在权势面前一点没有胆怯、恐惧，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1948年11月，中国企业界最后一次大规模集会，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的154位代表正式选举产生“中国工业总会”理事会，国民党属意的候选人陈蔼士—“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叔叔竟然没有当选；15位当选的常会理事有荣家企业的荣尔仁、李国伟，有天津“永久黄”企业的李烛尘，有胡西园、吴蕴初、吴羹梅，会长是“火柴大王”刘鸿生。这是中国企业史上的绝响，企业界拒绝“党国”的安排，按自己的意志进行独立的选举，15个常务理事几乎都来自企业界的标志性企业，众望所归。国民党的候选人他们可以不予理会，这也是企业界最后一次选举，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将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另一个时代，不同的起点。一百多年的时间河流中，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仅仅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光荣与梦想的中断，不意味这个阶层永远的消失，从1979年起，又一轮的转型已在路上。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确定，很多的未知数，很多的想象，就是因为一切都还没有答案，一切都在可能当中。历史充满了新的可能。经过近30年的中断后，历史的链条又慢慢接上了，这个阶层又回来了，而且重新站在了时代的前面。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但又不是过去，这就是历史传承的奇妙之处。一个阶层曾经的实践和努力早已深深地融入这块土地之中，种子在土地里终究要发芽，并慢慢地长出地面来，板结的土地也挡不住这种内在的生命力。这是一个起点，有这个新起点，也许可以重新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