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民国农学家的传统

　　林建刚

　　康奈尔大学与民国农学家

　　晚清民国时期的农学发展经历了从“以日为师”到“以美为师”的转变。在留美学习的短短几年中，那些留学美国的农学家，很快就接受了国外先进的农学理念。回国之后，他们开始把从欧美学到的先进技术运用到中国农业中去。他们在民国时期的思考与实践，不仅让当时的农民得利，也为当下的农村改革提供了镜鉴。

　　要说民国的农学家，不能不提康奈尔大学。在当时，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是世界第一流的农学院。民国时期第一流的农学家，像沈宗瀚、董时进、钱天鹤等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沈宗瀚1924年进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遗传育种学，博士论文为《小麦成熟期之遗传及其与株长之关系》。董时进于1924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为《世界粮食供给与人口》。钱天鹤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从事的则是蚕桑研究，后来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此外，邹秉文、过探先、李先闻等农学界领袖也都是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业。

　　不仅如此，康奈尔大学毕业的许多美国农学家，也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美国的农学家，并非走马观花似的考察中国农业，他们大都在中国居住过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因此，他们对中国农业的看法极高明。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有芮思娄、卜凯、穆懿尔等人。

　　芮思娄，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业之后，来到中国，在当时的金陵大学任教多年，他努力造成一个研究中国农业与训练中国学生的农学院。因为他以及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存在，南京成为当时中国农业研究的中心，民国时期的许多知名农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卜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金花的丈夫，任教于金陵大学，曾组织多次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其著作《中国农家经济》是这一领域开创性的著作。

　　穆懿尔，与沈宗瀚是康奈尔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来到中国，在山西铭贤学校任农业主任，与沈宗瀚合作改良小麦高粱，1946年任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副团长。

　　这些美国农学家与中国农学家都是校友或师长，彼此都比较熟悉。正是通过这些人，当时的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曾一起组织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等团体，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适与民国农学家

　　说到民国农学家，不能不提到胡适，因为胡适与这些农学家在人际交往与价值观上都有交集。

　　胡适赴美留学的时候，在其大哥的劝说下，也曾以农学为自己的专业，并由此留学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但对苹果分类实非胡适之所长，因此胡适改学哲学。因为这些关系，胡适对农学有一种不是兴趣的兴趣。例如，在与曹诚英相恋之后，他资助曹诚英留学美国，曹诚英在美国就读的恰恰就是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主修遗传育种。这里面恐怕就有胡适的寄托。曹诚英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农学女教授，可惜曹诚英为情所困，未免辜负了胡适对她的期望。

　　胡适不仅与曹诚英关系密切，他与沈宗瀚、董时进、钱天鹤这些农学家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

　　不论是在胡适日记中，还是在沈宗瀚的回忆录里，都可以看到两人的交往。查胡适日记，在1930年代，胡适曾写道：“1935年6月7日，谢家声、沈宗瀚两先生来谈。”在1950年代，胡适在日记中写道：“1954年3月23日，下午七时钱天鹤、沈宗瀚、刘廷芳等请饭。”不仅如此，胡适还曾为沈宗瀚的《克难苦学记》与《中年自述》写了长序，盛赞其自传是“近二十年来出版的许多自传之中最有趣味，最能说老实话，最可以鼓励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传”。而在沈宗瀚的回忆录中，也曾几次提到胡适。在胡适死后，沈宗瀚也曾在《自由谈》上写文章悼念胡适。

　　胡适跟钱天鹤也有交往。查胡适日记，胡适写道：“1934年2月11日：早七点起床。钱天鹤来。”1948年，北大教务长郑天挻（字“毅生”）跟胡适说到他对国民政府人才内阁的期望。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郑毅生说，他意想中的人才内阁是这样的：党人少要，旧阁员少要，不必一定是内行，必须有声望，有识见，有担当。”按照这样的标准，郑天挻认为钱天鹤与谢家声两人适合做农林部长。有趣的是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在钱天鹤的名字后面划了一个问号，可能胡适对钱天鹤能否胜任农林部长还有疑问吧。不仅如此，在抗战期间，钱天鹤还曾帮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当时傅斯年把史语所迁到李庄，但李庄旱情严重，再加上时有匪帮出没，因此傅斯年写信给钱天鹤求助。后来农林部负责人雷法章、钱天鹤致函傅斯年：“以南溪李庄旱灾严重嘱为设法救济，兹已由部拨定工程费柒拾万元并调派工程队一队前往，到达后尚祈协助指导。”

　　胡适与董时进的交往则是从一场争论开始的。在关于抗战问题上，胡适与董时进发生了争论。面对日寇的进攻，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董时进在文中写道：“好在武器是金钱可以换来的，人力可以制成的，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看了董时进的这段话，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文中写道：“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地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胡适与董时进的争论涉及主权与人权的关系，董时进更注重主权完整，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不惜牺牲手无寸铁的平民的生命。而胡适则更重视人的生命，在胡适看来，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不能为了维护主权的完整而牺牲人权，人权甚至比主权更重要。

　　胡适与董时进的争论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董时进关于中国农业的文章依然发表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胡适在编后记里还曾推荐过董时进。

　　胡适与这些农学家交往的基础，源于他们价值观上的共识。当时，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正俘获许多青年的心，这种革命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存在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仇敌。而胡适不赞同这种看法。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民国农学家的看法与胡适的看法一致。民国农学家认定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贫”和“愚”，尤其是绝大多数的农民，其贫苦与愚昧可谓如影随形，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连环套。欲解决农民贫穷的问题，关键在于使农民增产。为此设立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以及后来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欲解决愚昧问题，关键在于使农民增智。必须设立平民学校，为此晏阳初创办平民教育促进会。

　　民国农学家的主张

　　统观民国农学家在民国时期的农学实践，他们的主张是引人深思的，可为当下的农业改革提供思路。

　　其一，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土地自由流动制度。

　　民国农学家大多主张土地私有制。沈宗瀚在总结台湾农业所以成功的原因的时候曾说：“土地制度之改革为台湾早期农业发展成功之一个因素。其重要贡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故无大小地主间的冲突。”

　　而在这方面主张最力的则是董时进。抗战后期加入民盟的董时进，因为民盟主张土地公有制与自己的意见不合而退出民盟，进而组建中国农民党。董时进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后来，为了他的主张，董时进还上书毛泽东谈论“土改”问题。董时进写道:“国家并未废除财产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中共且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土地是乡下人的最主要的财产，也是正当的财产，现在政府对于城市富人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和工商业的生产工具都加以保护，乃单独没收乡下的土地，而且没收分配之后，依旧准许私有及出租，这样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

　　其二，这些农学家都认为中国农业的问题在于如何改良生产技术。因此，农学家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环节。即，通过培育良种来增产农业，通过改良工具来提高工作效率，通过防治农作物的各种病变来提高产量。沈宗瀚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提到他的妻子沈俪英培育的小麦品种“中农廿八”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其三，民国农学家并不单单关注农业，而是把农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考虑。沈宗瀚在《增加西南农产须发展工商》一文中写道：“为提高农产品产地价格，可以激励农民增加产量，改良品质，接受农业改良的方法。要提高农产品的产地价格，必须广求销路而发展工商。”

　　不仅如此，在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的考察报告中，沈宗瀚更是主张：“农业与工业，如辅车相依，若不兼筹并顾，则两者皆不能高度发展。中国工业品之最大消费者为农民，而农民消费力的大小，全视其购买力强弱，即其经济是否宽裕，所以农业的改进必须与工业的发展同时并进，工业产品才可有广大的销路。且发展工业，必须从外国输入一部分机器。”

　　农民增加了粮食产量，由此逐渐积累经商的资本，提高了农场收获的效率，就可以让富余劳动力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而这种商业活动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由此农业与工商业的发展都可进入良性循环。不仅如此，发展农业与工商业，就不能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应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允许农民的自由流动。

　　其四，民国农学家认为发展农业的关键还在于给农民自由。

　　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农学家在考察中国农业的时候，曾接受《观察》特约记者徐盈的采访。在采访中，当徐盈问邹秉文对华北的粮农有什么看法时，邹秉文回答：“农民高兴种什么，就种什么，我们不能加以限制。”在这方面，前苏联当时的农业政策可谓反面教材。沈宗瀚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前苏联的农业政策。沈宗瀚写道：“我与邹秉文、赵连芳及他国农业代表请苏联农业代表南契诺夫教授（他是莫斯科农业研究院院长）演讲苏联集体农场与国有农场之组织。我深感苏联农业完全受政府统制，农民无自由发展的机会，与农奴无异，殊难增加生产。”

　　民国农学家的抉择

　　民国的农学家有两大团体，一个是傅斯年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另一个则是农复会。在1949年朝代鼎革之际，他们大部分选择了去台湾或海外。

　　史语所同仁的选择比较好理解，一来傅斯年在抗战后期去过延安，对毛泽东等革命领袖有自己的判断，同时他对史语所又有着绝对的影响力。那么农复会呢？为什么跟主管工商业的机构资源委员会的多数成员的选择相反（资源委员会的领导者钱昌照以及翁文灏都选择了大陆），农复会的不少成员都离开了大陆选择去了台湾呢？这或许跟前苏联伪科学家李森科有关。

　　沈宗瀚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二十八年十二月九日接到世界遗传学会的信，对我的论文甚为欢迎，大会推我为副会长，这荣誉殊出意料。最堪注意者为苏俄瓦维洛夫被推为大会会长。这由于世界遗传学家反对苏俄冒牌遗传学家李森科，而推重他的敌手瓦维洛夫为苏俄第一名真正遗传学家。李森科为共产党重要时髦人物，逐渐夺取瓦维洛夫职位。故在开会前不久，已经提出论文的四十位苏俄遗传学家都被禁止参加，瓦维洛夫寄来一封无礼的辞职信，后闻是他人替写的。一九四誘年瓦维洛夫被捕，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而死。”不仅如此，后来沈宗瀚的妻子通过实地试验，完全证实了李森科理论的不可信。

　　无独有偶，农学家李先闻在选择离开大陆的时候也提到了李森科。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离境时，向同事们告别，差不多每位同事都异口同声地劝我不要走，说这不过是‘换朝代’而已。我回答他们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遗传学是李森科那一套，哪能不走。”

　　对于当时史语所和农复会中选择离开大陆的农学家来讲，或许，傅斯年和李森科只是影响他们选择的表面因素，其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们在国外所受的、已扎根于他们头脑中的理念与当时中共的理念之间的差异。

　　沈宗瀚、李先闻以及钱天鹤等农学家的抉择，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审视，无疑是明智的。那些没有走、选择留下的农学家，像胡先骕、俞大绂等人，在1949年之后，整日生活在思想改造的暗影之中，基本都一事无成。而那些去了台湾的农学家，则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台湾农业的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台湾农民通过家庭农场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的时候，大陆则正在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此，沈宗瀚曾写过《台湾家庭农场与大陆集体农场及人民公社尖锐的对照》一文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与沈宗瀚、钱天鹤不同，董时进最初选择留在大陆，结果因为给毛泽东上书遭到学者们的集体讨伐，无奈之下，只好离开大陆，远赴美国，成为美国农业发展的顾问。董时进刚离开大陆奔赴美国，董时进的弟弟董时光却离开美国奔赴大陆，最终在1957年的鸣放中，董时光成为重庆最有名的大右派。

　　值得比较的或许还有沈宗瀚与钱天鹤的后代。沈宗瀚在离开大陆时，其家庭成员大部分都跟随农复会来到了台湾。而钱天鹤的妻子、孩子却因为时局变化太快而没有离开大陆。后来，沈宗瀚的儿子沈君山是台湾著名的台湾四大公子之一，成为了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在思想倾向上，沈君山自是青睐胡适这一脉。而钱天鹤的儿子钱理群，却因为自己父亲的缘故，连共青团都入不了，后来被迫把自己父亲的照片都亲手烧掉了，后来，钱理群虽然成为了研究鲁迅的专家，其在北大课堂上关于鲁迅的课成为北大一道亮丽的思想风景，但似乎对胡适评价一直不高。有时候我禁不住想，倘使钱天鹤在离开大陆时，带上自己的妻子、儿子，那钱理群的人生又是一番什么样的命运呢？这不禁让人想起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那首著名的诗歌《未选择的路》，诗中，弗罗斯特写道：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条小路上，

　　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啊，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