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社会的转型相比当代文化很苍白

　　王尔德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关中国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的话题渐热。

　　“文化的崛起应当是文化创新的产物。要追求文化的崛起首先必须意识到这个新时代已经造就了什么样的文化，而又缺失了什么？”在新近出版的《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一书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

　　郑永年近年来在内地的影响日著，尤其在政府中官员群体当中。他提出了改革的主体性路线图应当明晰，主张经济改革之后推动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三大改革的背后无疑需要文化创新作为支持。

　　日前，本报记者就文化创新与社会转型和文化认同等问题专访了郑永年。

　　“一种文化要有吸引力，首先能解释这个时代和社会”

　　《21世纪》：您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

　　郑永年：所谓文化，其核心的东西就是其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当代文化是很苍白的。我们有什么呢？与当代中国的巨大转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对此缺少体现和解释自己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的知识体系。当然这里也包括缺少解释道德和价值转型的知识体系。

　　不用说1949年之前，更不用说晚清以来的转型，单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就是多么巨大的历史转型！如此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有人去解释吗？现在流行的，要么是对传统儒家的再解释，要么是贩卖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并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化。

　　《21世纪》：为什么您认为这些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化？

　　郑永年：对儒家的再解释，目前影响较大的是新儒家。但什么是新儒家？新在哪里？恐怕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儒家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逝去了的东西很难复生，更难创新。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自五四运动之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生机。到了工业社会，儒家已经无法与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结合起来。但是，儒家文化作为人们个人或者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没有问题，即便在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儒家的意义也仍然体现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面对伟大的经济社会转型，试图用儒家去解释是行不通的。

　　同时，如果你拿别人的东西来解释你自己，比如西方的概念和知识体系，那也不能说那是你自己的文化。用他人的东西可以“包装”自己，但不能解释自己。现在的文化界，喜欢贩卖西方的知识，这在本质上跟中国的加工业很类似。你用人家的技术加工中国的原材料，这样的产品对他们有吸引力吗？我认为，没有。一种文化要有吸引力，首先能解释这个时代和社会，不能解释这个时代的话就不能说是你自己的文化。你去看，欧洲文化为什么吸引你？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马克思和雨果的作品，其魅力都来自对社会转型的解释。

　　停止对中国模式的好坏之争

　　《21世纪》：情况似乎并不是像你说的这么悲观，您如何看待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这不是当代文化的一大贡献吗？

　　郑永年：我们的转型实践与西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概念化和理论化。中国的转型，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成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和方向，向人们展示除西方之外，也可以有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事实已经证明西方那条路，也会经常出问题。即便是发达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发现中国的经验有可以参考之处。他们发现，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式有可借鉴之处。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迫切地想认识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可是我们的文化界，不能提供丰富的有信服力的解释。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实践有其成功的方面，但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概念还是远远不够的，就是说还没有提到一个文化的层面。

　　《21世纪》：谈起中国模式，在国内总是引发很多争论。对此你如何评论？

　　郑永年： 中国和19世纪末的美国一样，发展迅速，也产生过很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出现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完美的。中国模式不管怎么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是客观存在的。

　　作为客观存在，这个模式本身是没问题的，它的存在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比如，中国人对教育投资的重视，一家人为了子女的教育，有时候甚至可以做到倾家荡产。此类现象和中国当代的发展有关，都是文化的表现。但现在人们都不这么看，也不去总结这些东西。有很多东西需要人们去总结，就像当年日本和四小龙总结亚洲模式一样。

　　至于说国内的争论，很多人已经把中国模式的概念意识形态化了。一群人认为它好得不得了，另一群人则很讨厌它。本来是好端端的一个概念，让他们弄得很糟糕。当务之急，不是去争论中国模式的好坏，不是简单地加上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去研究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去解释中国的转型。

　　文化创新要完成三个解放

　　《21世纪》：从文化心理上来看，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改革？

　　郑永年：要实现文化创新，我认为要改变三种文化思维方式。

　　首先，要从被殖民地的状态解放出来。自五四之后，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各种主义，即便是当代新儒家也大都是从西方出口转内销舶来的。但是你会发现，所有拿来的主义，没有一个是可以解释中国的。现在很多学者，依然拿着西方的东西去解释中国，思维被高度殖民化了。

　　其次，从对权力的迷恋中解放出来。中国的文化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护权力，依附于权力；另一种是反权力，通过反权力来获取权力。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类人都是权力的迷恋者。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权力和使命首要是解释事物，而不是改变世界。

　　最后，还要从利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传统的中国文化人，一直是比较有骨气的。但现在商业大潮汹涌而来，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投降了。到处都可以看到利益腐蚀文化人的现象。温家宝总理曾经问，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很简单，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但为外国大公司说话，为国企代言时，则有利可图。

　　如果没有上述三个解放，我认为谈文化崛起很难实现。

　　《21世纪》：除了您提刚才提到的三个解放，你如何看待政府与文化创造之间的边界？

　　郑永年：政府是掌权者，跟文化创造者是两类不同的群体。所以政府跟文化领域之间一定要有边界，政府要尽可能减少对文化的直接干预。

　　文化的产生大都是自下而上的。你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跟国家有什么关系？它是一种社会自觉和道德自觉。反观现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体系和符号，老百姓往往看不懂，更不用说出国了，这些东西怎么走出去？孔子学院算走出去的典型吗？不算，它推广的只是一种语言，而不是某种核心价值观。

　　《21世纪》：要促成文化创新，是否也应当培养文化认同？

　　郑永年：表面上看，中国的文化界是百花齐放，但实际上很贫穷，相互之间也缺少认同。这和我对当代文化的整体感知有关。在我看来，文化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关照中国的现实。如果大家都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那么就比较容易形成文化共同。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奉之为真理的东西，都是从西方拿过来的，人们总想着拿西方的真理去改造中国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去着力解释中国的现实，怎么能形成共识和认同呢？

　　我这么说，很多人肯定觉得很受伤，觉得一棒子打死一群人。但事实就是如此。之前，费孝通他们那一代人，比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他们在解释中国上用力颇深，做了很大贡献，但他们走了就走了，没有人传承这个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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