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金融危机后企业海外兼并潮

作者: ■姜益兵

　　2010年8月2日，中国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伦敦宣布，已经完成了对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李书福出任沃尔沃轿车的第一任华人董事长。在这笔看似普通寻常的企业兼并背后，创造了多项记录，这是中国第一家跨国汽车集团、第一个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名车品牌以及中国民营制造业完成了迄今为止最大手笔的海外兼并。其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人民币升值使得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购买力逐渐增强，而且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国家的资产缩水以及在政府“走出去”战略的鼓励下，促使了我国企业出现了海外兼并潮的现象。在全球并购市场急剧萎缩，跨国并购额从2007年的10227亿减少至2009年的2497亿美元（减幅76%）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并购额从2007年44.52亿美元迅速扩大至214.9亿美元，增长80%。其实早在20世纪末期，全球就已掀起了一场跨国企业的兼并狂潮，1996年全球企业兼并案例共达22729件，交易总值共创1.14万亿美元。但是相比较1996年的并购潮，本次海外并购潮还是存在着一些新颖的特点。第一，并购主体主要以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主，特别是以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五国为主。第二，并购区域以及被并购对象主要集中于西欧与北美等发达国家地区。第三，产生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主要以获取战略资源、市场以及核心技术为主。

　　从管理学的理论角度来说，这次的海外并购的确是可以为我国企业带来一些如管理理念、技术等方面的特色与优点，而且外界与媒体对本次的海外并购潮也持看好态度；但是俗话说“居安思危”，一个优秀的企业与民族需要有着“居安思危”的态度去看问题，这样才能成功。况且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并非是能够一帆风顺的；尽管金融危机与人民币升值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而且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和宽松的政策环境为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企业跨国兼并过程中本身蕴藏着诸多风险。同时，我国企业的海外兼并步伐才刚刚迈出，在海外兼并方面积累的经验相对比较少，而且在我国企业的海外兼并史上也不乏失败案例，如中铝收购力拓股份、腾中收购悍马、上汽收购双龙、TCL收购汤姆逊、平安收购富通等等，基本上都以我国企业的失败而告终。此外，据麦肯锡公司的统计，过去20年里，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案失败率高达67%，远远超过世界平均50%左右的水平。因此，在吉利并购沃尔沃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分析我国企业海外兼并所存在的哪些风险，而不是“锦上添花”。

　　那么，我国企业在海外兼并道路上到底存在哪些风险呢？第一，政治风险。各国法律对外资并购均有管制性规定，以防止垄断，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提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常常以“经济威胁”、“经济安全”为由进行政治干预和阻挠。例如：中国铝业注资力拓遭到澳大利亚财政部和商务部等政治势力的阻挠而失败、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因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而失败等等；这些案例说明我国企业在海外兼并过程中必不可少会受到政治风险，特别是资源能源行业、传统优势行业、国家安全行业等。第二，法律风险。跨国并购涉及法律众多，如公司法、劳工法、证券法以及反垄断法等等，关系错综复杂。目前，世界上60%的国家有反垄断法，但各个国家的管理重点、标准以及程序却各不相同，这往往需要花费高额的法律费用，从而增加兼并成本；而且中西方法律体制、环境的差异，也常常使得海外兼并“雷声大，雨点小”。第三，财务风险。从国际兼并史来看，许多公司之所以会被兼并，大部分都是因为自身的财务状况恶化与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就是因为沃尔沃所担负的债务是美国通用汽车所不能承受的；因此，我国企业在海外兼并过程中要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对存在巨大财务风险与债务包袱的企业，应三思而后行。第四，经营整合风险。并购交易完成后，并不意味着并购的成功；并购是否取得成功，关键还要看能否对并购后的公司进行有效整合；而有效的整合不仅仅是两个企业的组合，更重要的是两个企业的文化、人力、资源和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整合，以获得协同效应。在我国企业的海外兼并中，因产生经营整合风险而导致兼并失败的案例数不胜数，最为著名的为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由于两个企业文化整合失败，管理层与工会劳资谈判屡次破裂，工会多次进行罢工游行，最终使得双龙汽车股份与资产大幅减值，而上汽所持有的50.91%的双龙股份也减值30.76亿元。

　　因此，我国企业在积极贯彻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也要积极分析被兼并企业的经营与财务现状、所在国的法律、体制以及工会等各方面因素，结合这些因素后，再做出是否兼并、如何兼并、兼并流程是什么等方面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