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叫好的公款吃喝何以兴旺？

　　□ 本报评论员 米鹏民

　　又到年关，各部门、各单位甚至各企业都在忙着“联络感情”。送卡、送礼、抽奖等更“实惠”的形式都有这样那样的条文管。于是，请客吃饭就成为最普遍的选择。

　　公款吃喝长期以来都是作为一个贬义词存在的。在物资短缺时代，大家都吃不饱，有人有条件用公款吃喝，自然惹人眼红。再到大家都有吃的了，又有人可以用公款吃喝到普通人吃喝不到的东西，所以才有“一顿饭一头牛”的说法。而到今天，公款吃喝最重要的特点已经变成了浪费。

　　在市两会上，王荣书记曾经和政协委员们讨论到这个问题，书记一番感慨引起广泛共鸣——最难最难的是公款吃喝，问题很复杂。干部伤肝，群众伤心。在座的企业界人士，你们的交往方式主要也是吃饭吧？现在的大酒店，我这个收入，一顿饭都请不起。浪费太大，三个菜能解决，为什么要上八个十个呢？你吃的东西自己都记不住。一瓶茅台酒卖那么贵，一个菜卖那么贵，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不会有那个价——公款吃喝，确实扰乱市场经济！

　　不仅市委书记反感，很多请客的和被请的也都不感冒。经常请人吃饭的也不能陪客人吃到底，因为中间还要赶场，还有其他客人要陪。被请的也常常不能吃底，因为还有很多饭局同时要应付。酒席好摆客难请，光时间协调，就不是一个小工程，很需要一些智慧的。再加上请人的也会被请，被请的也要请人，就算不求人——这年月谁又能不求人呢？——也该有个理尚往来。吃饭必然要喝酒，喝酒必然喝好酒，醉驾又查得严，不喝好又显得心不诚看不起人……如此绕口令一番，不是为了描绘年前公款吃喝的盛况，主要是想说，为什么请人的和被请的都苦不堪言，几乎无人喝彩的公款吃喝，又何以兴旺至今而且还看不到衰退的迹象呢？

　　最常见的说法是，公款吃喝是中国特色的联络感情方式。

　　以吃喝作为联络感情的方式，确实有中国特色，只是这一特色过去是建立在持续了几千年之久的短缺经济之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虽然自己都吃不饱肚子，但知礼向善的国人，一定会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美酒来招待客人。

　　这样的美德化为今天浪费巨大的公款吃喝的时候，“味道”已经完全变了。

　　前些年已经有这样的段子：低层次的公款吃喝叫“吃东西”，是讲究吃了什么内容，强调有没有燕鲍翅等等；较高层次的公款吃喝叫“吃地方”，讲究的是在什么地方吃的，有没有五星级，是不是某重要领导人吃过的地方等等；最高层次的公款吃喝叫“吃人”，讲究的是和谁一起吃，能请来越尊贵的客人，自然越有本事、越有面子。年关吃饭，特别是像今年的春节又来得特别早，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要请，你能不能请到最想请的人，就成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否则，钱也花了，心情还不爽。

　　那什么样的人才是“最想请的人”？街上的小孩都知道：有权力的人，或者说是对自己部门、单位、企业甚至个人有影响的人。

　　照理说，权力都是人民给的，权力的行使也应该是透明和可监督的，那为什么大家还要费心费力、浪费公款请吃请喝呢？从这个小角度来说，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反思：其一，我们对公款能不能用来吃喝的监督是不是太过流于形式，以致于越反越旺盛；其二，公权力是不是有越来越部门化甚至私人化的倾向？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有权力的人？

　　说到底，公款吃喝就是无关吃喝的一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