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美国的最大挑战

　　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外交问题或挑战是什么？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应对中国崛起。中国有潜力成为全球体制中的第二大国家行为体，其逐渐崛起的国力对国际体系是巨大挑战。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和平对待中国崛起。如果我们加以干涉，则会影响全局。这要求保持中立和平衡政策。

　　肯尼兹·华尔兹（Kenneth Waltz）：要保证五角大楼不会失控。在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不存在军事威胁的前提下，我们却仍对军事力量进行荒诞的巨额投入。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美国越来越倾向于使自己陷进一些不必要的愚蠢战争，却很难尽快脱身。

　　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我们将自己陷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糟糕处境中，其政权把塔利班视为重要的安全利益，但我们却在极力挫败塔利班的同时与之结盟并为其提供大量资金。

　　亚历山大·万特（Alexander Wendt）：全球变暖。不仅是因为其存在致命的长期威胁，而且因为短期内国家间很少愿意共同合作以采取必需措施。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中国崛起。

　　玛莎·芬尼摩尔（Martha Finnemore）：我们无法进行对国际事务的计划与领导。我们的政治体系是困难之一，但这不仅是民主的问题。

　　布鲁斯·布埃诺·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我认为是欧债危机和欧元危机。欧元下跌甚至整个欧元区的剧变将导致全球经济混乱。

　　世界上对于美国安全利益来说，最重要的区域及原因是什么？

　　弗朗西斯·福山：因为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挑战，我认为是东亚地区。

　　约瑟夫·奈：亚洲。正如我在《权力的未来》中所说，新世纪里最重要的权力转移就是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肯尼兹·华尔兹：中国。其力量日益崛起，我们需提高警觉。

　　约翰·米尔斯海默：亚洲，因为危险的中国将持续崛起。在亚洲建立起类似美国对西方世界的统治。

　　詹姆斯·费伦：北非和中东，因为这一地区往往发生最危险的使用大规模武器的恐怖主义，并且存在使用核武器的危险。

　　亚历山大·万特：中东，因为我们依赖进口石油，并且这一地区是跨国恐怖主义的发源地。

　　罗伯特·基欧汉：东亚，因为这一地区经济日益崛起，潜在军事力量很可能构成对美威胁。

　　玛莎·芬尼摩尔：短期看来是中东。处理好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问题，以及阿拉伯之春与伊朗的持续发展，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长期看来，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显得更为重要。

　　布鲁斯·布埃诺·斯奎塔：我认为美国今年不可能面临重要的国际安全挑战。但如果说存在国际安全挑战的话，我认为来自中东或拉美。

　　现在的美国是否比2001年9月11日以前更为安全？原因何在？

　　弗朗西斯·福山：是的。因为我们加强了针对恐怖组织的情报操作系统。

　　约瑟夫·奈：是的，我们以这样一种残忍的方式得到了一些教训，但我们将铭记在心，提升国家反恐机制。

　　肯尼兹·华尔兹：我们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很安全。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联合体可以威胁我们。恐怖主义构不成威胁。

　　约翰·米尔斯海默：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安全力量，尽管发生了“9·11”事件，但是自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相当安全。

　　詹姆斯·费伦：考虑到对于警戒和辨认恐怖主义者的巨额投入，我希望现在的美国是更为安全的。但是出于基地组织“9·11”袭击的影响，现在的的恐怖主义活动可能比以前更多，而布什当局的失误应对之负责。

　　亚历山大·万特：不知道。

　　罗伯特·基欧汉：是的。尽管反恐措施花费巨大，但效果明显。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绝对安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成功对美国本土进行袭击的可能性似乎降低了。

　　玛莎·芬尼摩尔：针对“9·11”恐怖袭击时而言，我们现在可能更为安全了；但是还有许多其他威胁需要考虑。仅仅关注恐怖主义容易使我们不能更好地理解安全问题。

　　布鲁斯·布埃诺·斯奎塔：不，伊朗在中东仍保持着重要而敌对的力量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逐渐成为其臣国。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遭到了严重削弱；拉美的表现也不那么友好。美国与非洲的关系正逐渐改善，我们与亚洲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尚属稳定。

　　有什么价值是国际关系学者可以而外交政策制定者不可以提供的？

　　弗朗西斯·福山：我认为国际关系专家不像诸如研究阿富汗的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等比较文学学者那样，拥有对于特定国家的丰富了解。但这一大缺陷可以通过学界专家弥补。国际关系领域的人才如果不对特定区域有丰富了解，就只能增加边际效应。

　　约瑟夫·奈：学者有充足的思考时间。我发现当我需要制定政策时，就很少有时间思考，需要依赖我成为决策者之前所形成的智力资本。但学者们更善于让政策制定者接受自己的想法。

　　肯尼兹·华尔兹：我们的视野更加宽阔和长远，拥有更强的历史感。

　　约翰·米尔斯海默：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不同，他们拥有充足的时间来仔细思考当前的问题；同时他们终身治学，不必因担心失去工作而拒绝做出有争议的论断。

　　詹姆斯·费伦：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由极少数有影响力的人根据许多人提供的信息和争论完成的。后者包括无数外交政策制定者、记者、国会议员、智囊团和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国际关系学者既可以提供一些政策制定团体所未知的、能够改变其想法的数据和事实；又可以提供一些能对政策辩论成型具有间接影响的理论争论与框架。

　　亚历山大·万特：学者的一大作用是向世界的未来一代讲授世界政治，但除此之外，学者还可以做到：a)能够脱离世界本身，进行长期观察；b)在政府之外提出批评外交政策的独立观点；c)有时可以想出一些足以改变世界政治的新想法与新思维。

　　罗伯特·基欧汉：我认为学者拥有长期的历史性和系统性视角，拥有政策执行者难以拥有的质疑常规的智慧，拥有局外人的反应与批判式分析，关注对证据的系统性运用。

　　玛莎·芬尼摩尔：学者们对于世界性事件更能拥有长期与整体性的观点。他们能鉴别事件趋势与组成，而在政策制定的狂热世界里，这往往很难。对我们来说，挑战在于将宏观设想变为切实建议。

　　布鲁斯·布埃诺·斯奎塔：我们拥有严格的分析和检验可行性战略的方法。幸运的是，政策执行者越来越多地在利用学术性分析方法，来提升制定决策前做出评估的质量。摄影记者/高育文

　　（本文由第一财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迟琳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