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的春节

　　林铉

　　

　　异乡人的春节

　　

　　 林铉

　　 从农业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人几乎淡化了所有形式上的传统，惟独春节仍然顽强生存并且成为每个人全年里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尽管春节越过越缺乏年味，而且让人身心疲惫。

　　 春节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信仰自然的中国人将辞旧迎新的春节作为历法上的起始。基于古代以家庭为社会单元，春节具有很强的家族性，强调团聚；而且冬闲拥有足够的时间，从除夕到十五向不同的亲戚或宗族成员拜年相互祝福。

　　 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农村与集体化社会，获得一定解放的个人从农村进城打工或永久就业，很多人远离家乡在不同的城市谋生。家庭结构的分裂在中国成为普遍现象，由于户籍限制以及生活成本，这种家庭割裂长期存在而无法弥合。当春节要求团聚的时候，返乡的人潮构成了“春运”现象。

　　 但是，春节不只是返乡团聚这么简单，而是陷入一系列忙碌、劳累以及精神压力的洪流，这是一种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冲击本来应该是幸福的家庭团聚。不管是暂时打工还是永久就业，异乡人在心理上亏欠留守的父母或其他亲人。这些人在城市中已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返乡则要准备各种礼物和拿得出手的红包。在中国，礼物已经成为一种表达感情必不可少的方式并被广泛接受。

　　 因此，春节通常意味着一笔不菲的开支，而且由于面子问题以及邻里亲朋之间相互攀比，任何返乡的人都想表达出自己在城里或异地生活的优越感，这需要额外的支出来支撑并处理家乡各种社会关系。收入、住房以及婚姻等成为节日屡被提及的话题，面子问题制造了古代“过年如过关”的节日压力。

　　 而且，不仅城乡之间、大城小城之间存在精神上的代沟，而且年际之间的代沟也越来越大，无话可说的窘状冲击着血缘亲情，这让返乡人的春节过得更加寂寞，进而发展到对春节习俗的厌恶，春节越来越成为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负担，是一种家庭责任而非自己的节日。

　　 异乡人的春节

　　 这是中国身份社会的产物，这种文化将离开农村进城发展或者从小城迁移到大城市的人，视为相比较更优越的人，比如在收入、地位或者见识等方面，所以他们也被赋予了种种期待和压力。在中国人看来，不同的职业与不同的城市之间，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缘故，拥有不同的资源和权利，从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现在发展的不均衡，也让这种观念继续流传。

　　 城乡之间的迁徙造成的家庭分裂以及身份期待压力，仅仅是春节异化的一个因素。现代社会已经不是农耕时代，它是由一系列集体的社会单位构成，比如企业、政府机构等等，产生了各种新的社会关系：领导、同事、客户、朋友等等。很多“单位”不是以公历为时间单位安排工作，而是将春节视为业务上的一年的开始与结束，春节本来是个人事务忙碌的假日，又增添了更多公事，如年终总结、新年计划、单位聚会等等。

　　 春节也是一个表达感谢或维持关系的节日，通常需要送礼来显示这种目的，比如给领导送礼以有助于自己的事业、给曾帮助过自己或有能力帮助自己的人送礼，巩固这种社会资源以期加以利用。再加上给家人购买礼物以及数不清的大吃大喝，使得春节成为折磨人的节日，赋予了太多的社会目标。

　　 事实上，传统春节并没有现代如此多的社会诉求，春节就是以团聚和拜年来增加家族成员的情感。现代春节的乱象是中国人从宗族成员向社会化转变过程中缺乏价值文明的体现，个人没有得到解放而是被集体挟持前行，行为方式由传统的国民性驱动，比如面子主义、功利主义、投机主义等等，将这些动机投射到本来单纯的节日上来。

　　 传统春节除了不健康的饮食以及磕头等陋习之外，本身没有什么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问题，因为它的本质是家庭团聚，就像西方的圣诞节一样。中国客观上的特殊性在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结构分裂造成了家族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以及由于发展不均衡导致不同区域的精神落差，这造成了两套不同的社会关系，而且在这两套系统中自己处于不同的位置，为了符合各自的角色而被迫社会化演出。

　　 这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但所有折磨人的春节陋习（如送礼和攀比）并非传统春节的内容。它们是中国人精神混乱的产物，现代化具有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即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统一体，中国物质出现飞跃但精神迷失，古人尚有稳定的价值体系，现代人面对世界却只能穷于应付。精神的迷失至少是制度性的结果，中国需要个人的解放、人格的觉醒以及公正社会的建立，让节日回归单纯的目的，欢乐而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