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

　　周慧兰;曹理达

　　

　　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21世纪》：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五个坚持”，放在首位的就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提出的背景？如何评价近年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现状？

　　 郭田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一个真理，金融业产生于实体经济的，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融资需求，才有了金融业，因此，金融业从一开始就是为实体经济而生的，服务于实体经济，是它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现在强调不过是正本清源。

　　 首先，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创新过度。金融产品衍生层级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内在风险也越来越高，且偏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高度衍生化的金融产品吞噬了实体经济，导致大量资金在里面空转，风险不断加大，创新过度使其出现了剑走偏锋、脱离实体经济的自弹自唱。

　　 其次，国内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够。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多年来的一个痼疾，由于正规金融服务能力不足，利率没有市场化，导致民间高利贷泛滥，这说明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存在很大的短板。

　　 因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既要防止出现创新过度，也要防止在实体经济某些环节出现短板，对中国而言，后者更为重要。我们应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陆磊：2009年以来，国内出现了金融和实体经济关联度逐渐弱化的局面，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大项目融资很多，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二是房地产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泡沫化。金融在这两者背后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我们没有找到实体经济的增长点。想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就需要进行结构调整。资金是逐利的，只有在产业和技术层面有所突破，金融资源才会更多地向实体经济倾斜。

　　 从全球范围来看，货币政策放松是一个普遍现象。流动性泛滥导致资金持有者出于避险动机，购买资产保值增值，引发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脱离。因此，我们要在短期宏观政策层面进行反思，货币政策不能一味放松，而要针对实体经济需要进行调整。寻找经济增长点，需进行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在短期内，需适度放松货币政策以保持经济增长，同时又不宜过度放松，以免避险情绪导致的资金脱媒和投机泛滥。另外，需引导银行信贷、资本市场融资更多地与实体经济相结合，面向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

　　 《21世纪》：近日，温总理强调“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式下，如何理解总理强调的两个风险？

　　 陆磊：所有风险最后都表现为银行、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危机。有些实体经济部门脱离实体经济去投机，导致资产价格虚高，货币政策收紧之后手中的资产没法出手，导致无法还款，温州跑路的企业主正是如此，反映在银行体系就是不良资产。一旦银行对存款人的支付发生困难，就会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即流动性危机。

　　 目前最值得担忧的是违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这么多钱，能否归还？实体经济部门的投机，会不会违约？融资成本逐渐上升的背景下，企业盈利水平能否覆盖融资成本？这三方面问题都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为应对违约风险，短期内货币政策要适度放松，逐步降低实体经济部门融资成本；中长期要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做一些新的探索，打破当前认知的局限性。如国内暂缓执行“巴塞尔协议Ⅲ”，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监管策略的一种反思。

　　 郭田勇：从宏观上讲，现在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是中国经济减速，经济一旦减速，银行业有可能出现需求减少、呆坏账增加等问题。具体来讲，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的问题更严重一些。按照国家审计署的统计，去年地方融资平台资金10.7万亿，银行贷款占比80%以上，约9万亿左右，一旦出问题，对银行的冲击非常大。

　　 当然，对于存量贷款，只要项目能够正常还本付息，本金到期了，也可以展期，这是一种风险缓释。一些地方政府收入困难，马上让他还也还不了，若计入不良，用银行自身盈利冲抵，难度很大。若可以展期，以时间换空间，细水长流，慢慢还也是可行的。

　　 银行抢着给地方融资平台放贷，是因为这是政府投资的项目，有政府担保在其中。我问过一些银行，如果不是政府而是招投标给民间资本，你们是不是还会抢着放贷，银行说那肯定就不一样了。这里的启示是什么？我想我们还是要分清政府投资的边界，政府做盈利项目，投资效率本来就低，还把民间资本挤出了，因此政府只应做纯粹的公益性项目，但凡商业性可持续的项目，应通过招投标方式交给民间资本，放开民间资本投资，减少审批。

　　 监管与开放的博弈

　　 《21世纪》：当前大型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国金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金融国资委”呼之欲出。从金融机构监管的角度来看，如何评价现有的“一行三会”模式？对于“金融国资委”应如何定位其职能？

　　 郭田勇：有金融机构的地方就应当有金融监管，当前基层监管力量特别是县级监管力量较弱，县级银监局一般只有三五个人员编制，而村镇银行、小银行一般都设到县、乡一级，对它们的监管力量可能弱一些。所以，我想中国未来能否像美国那样搞双线多头式金融监管，中央一条线，地方一条线。

　　 现有的金融监管是“一行三会”，“三会”均设在中央，再往下派机构。那么，在县一级，对于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能否发挥地方金融办的作用，他们对地方情况更了解，在区域性、中小、小微型金融机构监管上更有优势。在现有格局下，央行在县一级的人员比银监局多得

　　 多，可考虑充实央行的力量，再加上银监局和县金融办的力量，共同把风险网布好。

　　 中国的管理体制行政色彩较浓，政府对经济主导作用较强。有人说国有金融机构群龙无首，得建一个国资委统一管理，我不太同意。现有的国资委管央企，制定政策、发文、管干部。但大型央企包括中石油、中石化都有自己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因此政府作为持股人管理持股企业，一定要以低调为主。这一点中央汇金公司做得就比较好，它往各大银行派驻董事，但只以出资人名义参与决策，并不以公司名义给银行发号施令。以公司化、市场化治理方式行使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能，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方向。否则，成立金融国资委，以大股东名义给工农中建等大银行制定政策，给予优惠，这对其它地方银行、小银行也不公平，反而搞乱了游戏规则。

　　 陆磊：无论是中央和地方，对于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模式，都仍在探索中。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如金融控股公司等，不一定非要增设行政机构。

　　 目前“一行三会”的分散监管模式，无法从宏观层面掌控风险，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和微观层面的交易成本很高，不能有效实施宏观审慎监管。金融机构和企业不同，任何一个小的金融机构出现的动荡都有可能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集中统一的监管平台比分散化多头的管理体制会更有效。

　　 对于监管体系而言，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更为迫切。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新型金融机构的设置、监管等权责应下放给省政府。目前农信社这类社区金融机构，由中央监管，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地方上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酝酿潜在的道德风险。若把监管责任给地方政府，这些金融机构在当地融资、投资、放贷等风险都由当地政府来监管，则是更公平有效的一种安排。

　　 《21世纪》：推进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被视为金融对内开放的重要标志。您认为金融对内开放还有哪些工作需要推动？

　　 陆磊：在金融领域，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相比，并无实质性优、劣势，我反对给资本贴标签，并进行比较。在实体经济领域，民营经济的活力和优势是存在的，但金融领域不同。金融天然有权责不对称性，局部风险会引发全局性危机。很多民间资本之所以想进入金融领域，无非是想撬动杠杆，但杠杆是存在风险的。从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稳定性角度，民间资本进入将会增大监管难度和系统性风险，目前并不适宜。

　　 但民间资本仍可进入其它金融服务领域，如PE、VC、小额信贷、村镇银行等。这些领域是追求活力且权责对称的，应对民间资本放开。目前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的杠杆率偏低，监管当局可适度提高其拆借比例，增加对民间资金的吸引力。

　　 郭田勇：监管机构对民间资本办银行一直有担忧，十多年前我们搞过农村基金会，它是一个集资性机构，最后出了很多问题。但其实农村基金会是在县政府、地方政府主导下成立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资本。而监管机构却认为这是基层政府自己搞的，并未经过监管机构批准成立，所以一出事就把棍子打在民间资本办银行上，包括其专业能力不足、会不会卷钱逃跑、目的是不是为自己企业搞利益输送等，都是监管机构的担忧。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看看西方国家，美国有八千多家银行，不论大小都是民间资本在做。因此，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认为民间资本就干不好银行。

　　 现在一说民间资本办银行，通常都是国有资本已控股，再让民间资本入点股、分点红，对经营决策的参与度非常低。但事实上，愿意把金融业当作事业来做的民营企业家很多。因此，我们可以村镇银行为突破点，村镇银行不一定要由银行发起成立。在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发起人是中央政府，中小银行、地方城商行的发起人是地方政府，倘若只有它们才能办村镇银行，就意味着只有中央、地方政府才能办村镇银行。

　　 只有国家和外资才能办银行，中国的金融业对内实际上是不开放的，这些年我们讲“以开放促改革”，但“促”的效果并不明显。近年来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如美国银行是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RBS是中行的战略投资者，但它们最后都抛售了，反而是非银行战略投资者，如新加坡的淡马锡不仅没有抛售，反而增持了国内银行业的股份，这说明银行也不一定比其它资本更可靠。

　　 从控制M2到控制社会融资规模

　　 《21世纪》：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被理解为较为明显的政策放松信号。您怎么看？

　　 郭田勇：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也是一个进步。2011年此时我们强调的是把M2控制在16%之内，现在不提了，原因在于M2比较容易控制。当初提出通胀和货币相关性强，因此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当时提出一个词叫“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条件”。后来我们发现央行只要控制住银行信贷增幅就很容易控制住M2增幅，但控制住以后，大量的钱就不通过贷款，而是通过理财、信托、私募等方式直接流入一些领域。所以，仅强调控制M2是不行的，而要控制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更合理，视野上也更全面。所以我们提出明年要把社会融资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是调控以后反思出现的进步。当然，其难度比控制M2大得多，毕竟很多机构不在正规监管之内，如影子银行等。

　　 很多人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会呈现一种前低后高的态势，我也认同。一方面受国际经济影响，欧美经济尚未复苏，出口下降很快，一季度可能出现贸易逆差，经济增速可能较低；另一方面，包括房地产调控在内的国内因素也对经济有影响。但我希望的前低后高是由于经济体自我调节，如调整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西方国家经济复苏对我们的需求有所增加，政府修建保障房项目解决房地产问题带来的；而不是因为明年上半年经济减速，中央政府扛不住，再次放松货币，或再搞一个四万亿，或放松房地产调控，来把经济拉上去。

　　 经济增速较低的时候，对调整结构更有利。经济增速高的时候，所有企业都赚钱，让谁调结构都不愿意；反之，企业进入寒冬，才会反思自己的技术落后，有调结构的动力。因此，经济增速低的时候，我们就要向结构调整、技术升级要效益，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外，刺激国内的消费政策。以汽车购置税为例，为什么买车要交购置税，而买烟、酒、电视却不用？当年实行汽车购置税是为了调控社会集团购买力，因为以前都是政府而不是个人买车。前年推出四万亿时，为刺激消费，汽车购置税曾减半征收，但一两年后又恢复了。现在汽车购置税设立的理由已不成立，购置税也应当取消。

　　 《21世纪》：会议强调了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针对今年的经济走向，怎样的政策搭配才是合理的？

　　 陆磊：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全球迄今为止都还没有成功范例。这是因为政府的理性不及科学家的理性，科学家更清楚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而科学家也在试错的过程中，检测研究成果的市场。

　　 财政政策要做结构性调整，把一个庞大的支付体系变成一个节约支出、减少收入的体系。这是真正实现社会稳定，实现居民对未来稳定预期的关键。财政政策转型完成的标志是：财政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GDP增长率低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货币政策是短期政策，我个人预判从2012年起，我们已进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周期。到年中，通胀率会一直下降，当下降到3%左右，可能会有一次降息，这既实现了正利率，又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