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公共政策加剧社会不公

作者: ■本报评论员赵民望

　　早就爆出财政巨额补贴机关幼儿园的广州市，面对舆论的压力，曾在2009年就表示“要逐步取消对机关幼儿园的补贴”。但是，在日前广州的两会上，广州市本级2012年部门预算（草案）中，给8所机关幼儿园安排的一般预算资金仍高达7524.21万元，比去年大幅增加1770万元。其中，广州市公安机关幼儿园涉及部门预算保密无法查询外，其余8家机关幼儿园的财政补贴年年都有所增加。而且，这也是广州公开部门预算以来，给机关幼儿园的补贴上涨幅度最大的一次。

　　质疑、愤怒已不是第一次，面对机关幼儿园享受政府巨额补贴这样的“特权”，舆论监督可谓不堪一击。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听到了广东方面要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声音，看到了农民工“积分入户”的奖励政策，似乎公共政策正在消除原有的一切不公平。然而，这只是处在逗你玩的阶段，即便某一天有农民工如愿成为广州人，他能够将自己的子女送进政府的“机关幼儿园”吗？既然拿政府补贴，那就是公共资源，政府何以有脸面一边给政府机关办的幼儿园发放巨额补贴，一边又要求其它幼儿园“限价”？混乱的已经不是逻辑本身，基本的社会正平都不能达到：因为，这里出现了某些特定团体的“自留地”。

　　我们之所以对财政巨额补贴机关幼儿园这样的问题表示了深深的惶恐，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不公的现实，更深层的忧虑还在于，有不少公共政策的效应事实上一直在恶化社会的公平环境。

　　比如传说中人均年薪超30万的深圳市住宅租赁管理服务中心，现已有审计结论：这个中心将国有物业变为自有物业，用公共收入给员工发天价工资，最高年薪达74万元。据称，像住宅租赁管理服务中心这样的事业单位，深圳还存在不少，它们利用政府的资源赚钱，创造的利润却不受监督。

　　改革当然需要顶层设计，不过在直接关乎民生的公共政策上一再出现例外，什么样的改革都无法推进。

　　就是在承担了改革先锋角色的深圳，该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泰来在9日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建议：通过大力度拆违行动，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让他们“无地可住而不得不离开”。他建议建立“外来人口间接过滤机制”、“设置生存环境壁垒”。

　　唐泰来的提案认为“违章建筑的泛滥导致外来人口流入深圳”。且不论这份提案的数据真实来源，也不去论证所谓生存壁垒的法理依据，仅看提案者“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身份，就足以令人胆颤心寒。对比曾经出现的深圳市公安机关“驱逐无业人员”的相关措施，这个提案表示的“外来人口的犯罪数量和增长速度已经成为深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难点，成为大量社会问题的根源”的判断，似乎并非巧合。假如深圳的公共政策真有如此倾向，深圳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城市？

　　危险在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不谋而合，公权力机关通过公共政策侵犯社会公正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几个贪官巨额受贿所产生的冲击。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保证另一部分的生存以及福利，则是执政为民的变种。

　　上述事例中，广州市本级2012年部门预算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列机关幼儿园的补贴，并大方地提交给地方人大审议，一方面足见他们的自信，另一方面则证明了监督程序的失效。财政巨额补贴机关幼儿园的新闻一再出现，公众的脸面已不是错愕，穷追不舍的观察者们也不仅仅是难堪，能够顽强生存的这个公共政策，其实伤害的是民心，而类似政策的野蛮成长，真正重创的就是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