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方英里的焦虑与坚强

　　严婷

　　讽刺的是，无论被称为“一平方英里”（Square Mile）的伦敦金融城与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在过去数十年里如何明争暗斗，“占领伦敦”的示威者想都没想就坚定地选择驻扎在前者，而非后者。

　　英国最成功的产业——这个国家最大的出口部门、纳税部门和高薪工作的供给部门——正是集中在上述两个地方的金融服务业。这也部分解释了“一平方英里”为何越来越焦虑，以及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服务业为何成为了“过街老鼠”。

　　然而，无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政界如何强调金融业过剩、经济转型、银行绑架政府，在2011年12月的欧盟峰会上，一旦谈到金融交易税等触及英国金融优势的问题，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强硬地摆出了“谁敢动我的奶酪”的架势，坚定地一票否决。

　　在这场未完待续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会在找到下一块“奶酪”之前轻易放弃手中的“奶酪”。

　　无法替代的圣土

　　2011年12月24日下午四点，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即将举行圣诞欢乐颂，但门外的广场上依然驻扎着一百多顶帐篷——即使在一个多月前“占领华尔街”行动就已被清场，但“占领伦敦”行动的参与者却对伦敦金融城管理局颁布的驱逐令毫不理会。

　　而同一天的金丝雀码头却比往常安静而冷清得多，甚至因为少了那些总是身着黑色西装的银行家而变得明亮起来。在这个更加年轻、更加时尚的新金融区里，没有人愿意把圣诞节留在办公室里过。

　　无论是在金融从业者还是抗议资本主义的示威者心里，“一平方英里”始终是一方无法替代的圣土。

　　“一平方英里”位于伦敦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东侧。这里楼群密布、街道狭窄、寸土寸金。与世界上许多现代化都市不同的是，伦敦金融城的建筑大多在四五层，散发着欧洲古典建筑的历史韵味。而仅有的几栋摩天大楼也颇具建筑魅力。

　　500多家外国银行、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云集于此；30多万金融精英与英国历史悠久的银行、交易所一起，拥挤在经典、厚重的古老建筑里；约有四分之三的世界500强跨国企业在这里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这就是伦敦金融城。

　　沿泰晤士河向东边望去，不远的地方耸立起一片几十层高的现代楼群，这就是金丝雀码头。汇丰、巴克莱、花旗等许多全球顶尖的金融集团，以及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在这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因此，人们把这些近20多年来拔地而起的新建筑群称为“新金融城”。

　　与“一平方英里”不同的是，这儿的楼群都是近20年内建起来的，规划更新，设计也更现代化。因此有人把这儿称为“新金融城”，与“一平方英里”那边的“老金融城”遥相呼应。

　　因此，伦敦金融城的广义概念已经远远超过古老的“一平方英里”地界。

　　患上焦虑症的金融城

　　然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伦敦金融城却患上了前所未有的焦虑症。

　　随着信贷紧缩和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投资和贸易大幅放缓，伦敦金融城受到了深深的打击。

　　危机前，全球长期以来的信贷膨胀将金融服务业养得膘肥体壮，但金融危机却让其不得不开始“瘦身”：保险和银行业占英国GDP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超过9%下降到如今的8%以下。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英国金融业雇佣人数在过去三年中减少了7%。为了应对更加黯淡的经济前景和盈利压力，金融城不得不大规模裁员。

　　不仅如此，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加上更严厉的移民规定让金融城吸引金融机构和引进高端人才都愈发困难。

　　与此同时，它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日益严厉的金融监管——部分来自于全球加强金融监管的压力，如巴塞尔新协议以及欧盟正在讨论的金融交易税等；部分也来自国内，例如英国提议将零售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分业经营。

　　曾在1983年~1989年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尼格尔·劳森就曾表示，虽然与20年前相比，金融城的监管已大为宽松，但在某些领域，监管仍然过度。他举例说，伦敦的税负过重，税制过于复杂，不利于吸引更多外国金融机构到金融城落户。

　　而如今最让金融城焦虑的一项税收提案就是金融交易税（即所谓的“托宾税”）。

　　在欧盟（尤其是法国看来）这项税收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筹集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遏制金融投机。欧盟预计这项税收可以让欧盟范围内每年筹集550亿欧元，但欧盟自己的评估结果显示，税收约有60%~70%都将来自英国，而且将会导致某些交易活动高达90%转移至欧盟之外。不过，这项税收无法在英国反对的情况下强加于英国。

　　更糟糕的是，金融城还面临着一系列根本性的挑战：随着全球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东移，伦敦金融城的技能、历史、企业网络、市场流动性是否足以让伦敦保持世界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权威智库机构Z/Yen去年9月的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报告中，全球前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仍然是伦敦和纽约，紧跟其后的第三、四位则是香港和新加坡，而后两者与前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缩小。

　　这让伦敦金融城变得更加焦虑，因为来自亚洲的后起之秀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噬着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让伦敦手里的“奶酪”变得越来越小。

　　不应放弃的金融命脉

　　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是否应该这么焦虑？还是应该在金融危机后，让这座掌握金融命脉的“城中城”安静地走它的下坡路？

　　毕竟英国政客们自己也在强调，英国经济应该“再平衡”——从跛足于金融服务业转向高端制造业。英国经济需要多一些真实的工程，少一些虚幻的金融，对很多人来说听上去都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任由金融城自生自灭却不是“再平衡”该走的路。随着消费者挣扎着应付他们的债务，政府费力削减财政预算赤字，英国的国内需求可能将在未来数年内萎靡不振。这会让英国经济增长愈发依赖出口收入，而金融恰恰是英国最大的出口部门。

　　金融城的竞争优势不言而喻：金融服务业和保险业的贸易盈余总额在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占了GDP总额的2.6%。如果算上相关的商业服务，如法律、会计和管理咨询业务的话，这一出口比重高达GDP的3%。这是全球其他金融中心无法比拟的。

　　这也意味着，亚洲崛起带来的机遇完全可以大于威胁。中国、印度和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拥有潜在大规模但又不成熟的金融市场，而英国则在金融业有着历史悠久的成熟技能。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交流势必将形成双赢的局面。

　　看到这一点的伦敦金融城已经开始行动了：继成功将自己打造成美元融资的全球中心后，金融城开始努力争取成为人民币在境外的又一大离岸市场。

　　无论如何焦虑，无论是“一平方英里”还是金丝雀码头，在危机中发现机遇、坚定前行并最终生存下来的，一定会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