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遗产永远不会磨灭

　　本报编辑部

　　每个领导人都会给后来者留下遗产。但只有伟大的政治家留下的遗产，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永不磨灭，而且愈发增益其价值。

　　邓小平就是这样的政治家，南方谈话就是这样的精神遗产。二十年后，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当我们重新诵读谈话，依然不能不为其深刻的责任感、浩荡的气魄、具有超越性的远见卓识而深深感动。南方谈话为我们二十年来集体福祉的进步奠定了思想理论的基础，它是继往的，更是开来的，这种作用直到今天仍未过时。

　　领导者做正确的事，管理者正确地做事。如果借用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观点，“领导力是将人类的意愿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将人类的业绩提升到更高的标准，使人类能够超越正常的个性局限”，那么邓小平的领导力、南方谈话的领导性价值，正在于它把中国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德鲁克说，成功的领导者不会问“我能做什么”，他们会问“我应该做什么”，然后再追问“能改变现状的事情中，哪些是适合我来做的”。邓小平在那个时间所做的一切，正是适合他做也只能由他做的“应该的事”。

　　南方谈话是一篇生机盎然、思想跃动的文献，读其文思其人，完全可以遐思那种又深刻又率真的伟人风采。邓小平的这种独特气质，在他一九七八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间，在他一九八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间，也都有鲜明体现。后人将比我们今天更能体会到，正是这样的文献和对它们的实践，标明了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所达到的政治文明的程度。

　　伟大的领导人，都能远远超越一己之私、之利、之名望。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的告别演讲中，最关切的不是个人地位，而是“我们政府体制的基础，乃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他们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以前，任何人对之都负有神圣的义务”，“应当做到使那些负责行政的人保持警惕，把各自的权力局限于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我们应当珍视国家的财力……要避免债台高筑，为此，不但要节约开支，而且在和平时期还要尽力去偿还不可避免的战争所带来的债务，不要将我们自己应该承受的负担无情地留给后代”。华盛顿的愿望是，“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我将与我的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的法律的温暖。”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身体力行地推进改革，推动制度建设，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退休的信中，他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正是这种最深切的爱和责任感，让他在退休后，依然用智慧和勇气思考中国的命运，当前进中遇到一些曲折的时候，八十八岁高龄的他挺身而出，在一九九二年春天发出了光耀时代的伟大篇章。他以南方谈话为标志的文献，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永久性的基础。

　　南方谈话二十年了。南方谈话的精神，与邓小平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也是一脉相承的。他说过，首先是解放思想。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中国正在历史的新的转型关头，机会多多，关山重重，但只要有对时代负责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每一次挑战都是实现超越的契机。那个八十八岁老人的风采和思想，将激励我们，和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继续开拓创新，奋然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