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破题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一场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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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岁的唐学才夫妇可能没有意识到，由其所引发的广州增城“6·11”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广东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

　　这对年轻的夫妇2011年在增城市人民医院收获了自己的新生儿，广东则开始全省深入反思增城“6·11”事件过程中社会管理的缺位。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广东率先破题。

　　一个月内由上而下的自省

　　“6·11”事件震动了广州市乃至广东省的高层领导。

　　6月22日下午，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张广宁来到增城新塘镇大敦村，与外来务工人员代表及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干部、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座谈。

　　他指出，“6·11”大敦村聚众滋事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一条就是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滞后，难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存在“小马拉大车”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迫切需要改革创新，转变不合时宜的管理观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

　　随后，广东省委办公厅下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对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言行要实行“零容忍”，对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热点纠纷，领导干部要亲自过问、亲自协调处理。

　　《意见》出台后，广东即启动了增城“6·11”事件的问责程序，新塘镇党委书记被免职，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分。

　　而在接下来召开的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审议一份关于广东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文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2011年7月14日上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介绍了这份文件的内容——《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下称《决定》）。

　　他说，第一代农民工到广东省打工主要是为了赚钱，第二代不再想回乡下，要在这里长期呆下去，生儿育女。政府把他们纳入体制内的服务和管理过去考虑得很少。下一步要为他们提供诉求渠道：先完善组织，包括设立党组织，设立地域为主的党组织。

　　“如果政府不重视，不健全组织，不发挥他们的作用，甚至会成为反作用。”他说。

　　从“6·11”事件到《决定》出台，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释放社会力量

　　广东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蔡兵认为，实现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需要做两个方面工作：一是自上而下，权力下放，人员和机构进一步贴近老百姓；二是自下而上，民间尤其是基层应该建立完善相关的基层自治机构，让民间和政府充分互动起来。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说，一个紧迫性在于，广东去年发生的一些社会性事件，涉及到外来人口、农村土地和集体资产、环境保护等许多当前敏感的普遍性问题，矛盾冲突激烈，用朱明国的话来说，叫做“群众已经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很重要一个方面是释放社会力量。”彭澎说，比如，广东降低了社会组织成立的门槛；又比如说，省政府在处理乌坎村事件上，都有着积极的作为。

　　而在此次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广东诞生了一个重要的机构：2011年8月，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被批准设立，由朱明国兼任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彭澎认为，既然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就应该在外来人口管理、社区管理、社会组织发展及重大社会政策出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彭澎说，比如外来人口管理，积分入户不太可能解决全部问题，每年十几万人入户，对应于3000万外来人口，要多少年才能解决完？应该针对外来人口的需求，实施市民化的待遇，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小孩免费入学、提供保障房等。

　　事实上，早在2011年5月，珠海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开全国先河，成立市委社会管理工作部，作为珠海市委专门领导社会管理的职能部门。

　　珠海市政法委一位负责人表示，源头是要治理好社会矛盾，不能光是政法这个线来办好案子，社会管理是从基础、从源头上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有利于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