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周迪伦

　　[ 环球旅行是一名投资家建立全球投资坐标系的一种可靠途径：在很多情况下，对某类资产价格的估值困难都和投资者本人并不掌握大视野的坐标系有关 ]

　　一、汉语的消逝

　　几个月前在云南香格里拉旅游的时候，一个东北姑娘的一句话把我给震了。当时，我们行走在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碧塔湖边的栈道上，满眼景色如画。一个东北姑娘大概为了拍摄到一个更好的画面，而跳到了栈道的下面，当她拍完照片想要上来的时候，她遇到了问题：栈道太高了，几乎横在了她的胸口。身穿长羽绒服、手拿相机的她于是大声喊同伴帮忙：

　　“把我薅（hāo）上去！”

　　这句话冷不丁地冲进我的耳朵，撞得我的耳膜嗡嗡作响。“把我薅上去！”这个“薅”字在这个时候出现实在太生动了。它充分表明了东北姑娘希望同伴把自己连根拔起，以使自己迅速摆脱困境的热切心情。小时候，我对这个字简直太熟悉了，每当下午放学之后，我就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背上挎篓去田地里“薅草”，“薅”来的青草可以喂羊喂兔子。但自从念大学离开农村之后，“薅”这个在农业生活中极其平常的字眼就在我的周围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多少年来，我没有说过这个字，甚至都没有听过这个字，直到这一次这个东北姑娘在一个旅游景点边将它重新复活。

　　那一刻，我认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农业社会的汉语也许正在以流星般的速度从当代汉语里消失，像“薅”这样的字注定不会在现代都市的摩天大楼里被红男绿女们使用，因为它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散发着一种“老土”的气息，让人避之唯恐不及。我甚至敢用一块钱打赌，如果我不注上拼音的话，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字念啥。

　　当我开始阅读一本奇异的书《城邦暴力团》的时候，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的中国，不光农业社会的汉语正在消失，那些描述“自然”的汉语也在消失：

　　怪爷爷不由分说先将两麻袋千奇百怪的草药倒进（山涧中的）池里，不多时那池水便染出了碧绿碧绿的颜色。那个绿，小五形容得就像彭师母园子里的正月葱、二月韭，“看久了人眼珠子都泛草香。”小五说，“别处没见过的，说它是‘绿’色都嫌糟蹋，‘绿’字太重了。”怪爷爷说那绿叫“萝碧”，非得绿得近乎透明，才当得起这个词儿。一面说，一面居然就把孙小六给扔进池子里去了。小五叫他这一扔，吓得差点儿没哭出声来，可怪爷爷却笑了：“你让他泡着吧。小孩巴芽子家生来就有水性，不愁！”

　　各位，你在中国见过“萝碧”般的水吗？反正我是没见过真称得上这两个字的水。我们见过的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绿水”，大多都是因为污染严重细菌滋生的缘故。

　　很难用一句话来评价《城邦暴力团》，它不是规规矩矩的武侠小说，也不是规规矩矩的推理小说，更不是规规矩矩的爱情小说。但它在各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甚至愿意把它鼓吹为“现代武侠小说写作的新高度”，结构缜密、张弛有度，传奇和现实交杂互文，江湖和庙堂勾连牵绊，情节绵延千里而又能逐一缝合，让人思绪万千。

　　在阅读《城邦暴力团》的过程中，孙小六和欧阳昆仑这样的异禀少年的种种奇遇，经常会使我想起自己少年时的朋友，比如张英君和江成名，前者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可以“二指断砖”，后者在十四岁的时候辍学养家，但却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少年天才。

　　另外，作者张大春在书中多次提到自己和著名作家高阳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我看来，《城邦暴力团》中的感情线索向《胡雪岩》借鉴甚多，比如，“我”和孙小五的感情发展基本上就是胡雪岩和阿珠感情发展的翻版，包括表现手法也非常近似。这也间接说明，高阳的写作确实对张大春有很明显的影响。

　　

　　二、金钱的暴力

　　在投资类书籍里，去年有两本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一本是马拉比的《富可敌国》，一本是刘易斯的《大空头》，这两本书都渗透着浓郁的原创精神和对投资的深刻理解，从阅读中甚至可以明确感受到两位作者通过大量亲身采访而获得的独家资料所带来的强烈现场感。

　　《富可敌国》其实是一本对冲基金的发展史，而对冲基金这个话题刚好切中中国金融投资界时下最热门的脉搏。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不少在美国市场玩对冲的年轻人开始回流中国，他们或者以香港为据点，或者以内地金融机构为依托，开始把对冲基金、绝对收益、量化投资这些东西带进中国金融圈。尤其在最近两年多来，随着中国股票市场趋势性行情的结束，这些“华尔街来客”和中国原有的、自发形成的一些追求绝对收益的投资人一起，开始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个人对“对冲”这个东西谈不上什么特别的好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印象。最近十几年来，一些著名的对冲基金崩溃的例子不胜枚举，说明这个行业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它只是一个投资工具，刚好满足了一部分客户的偏好而已。在我对资产管理行业的大致分类中，公募基金行业是一个按资产管理规模提取固定比例管理费的行业，这决定了公募基金在本质上是销售导向的，管理人“本能地”首先对规模负责，其次才是对业绩负责，这对“基民”来讲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悲剧。而在私募基金（广义的对冲基金）行业，由于管理人的利益主要体现在“业绩分成”，所以容易导致管理人“对赌”市场，以博取高额提成，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发生的Amaranth（不凋花）崩盘事件。

　　我的意思是，无论什么类型的投资产品，无论管理人是谁，对投资者而言，都不可以放任自流，因为只有你自己会毫无保留地对自己负责。而且，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美的产品，也根本不存在永恒不败的投资管理人。有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很完美的，那是麦道夫。

　　在《富可敌国》之前，我还看过马拉比的另一本书《世界银行家》，我认为那是一本相当烂的书。为什么他似乎“平地起惊雷”，忽然之间就能写出《富可敌国》这样的好书呢？在这一点上，和马拉比不同，刘易斯早在二十年前就写出过《撒谎者的扑克牌》这样里程碑式的作品，只不过这一次的《大空头》更加精彩。在《大空头》中，刘易斯集束式地向我们展示了一群通过做空美国次贷债券而获得大量财富的“大空头”，他们的胆识谋略及操作细节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孤独的金融专家迈克尔·巴里，他为了能够做空次贷债券市场而独自“发明”了次贷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并成功推动华尔街的投行们开发出了这种产品，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最合适“做空”次贷债券市场的工具。

　　事实上，在阅读《大空头》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另外两本书：《营救华尔街》和《泥鸽靶》。我认为，如果把这三本书在较短的时间内打通来读，无疑将获得极大的阅读快感。这将是一种巅峰体验，建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试。

　　

　　三、旅行的价值

　　人是一个矛盾体，经常需要到远方找个地儿解决旧的自己，以获得新生，这正是旅行的意义。《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Investment Biker）一书给我的启迪也正在于此。作为投资家中最好的旅行家和旅行家中最好的投资家，罗杰斯带着投资家的眼光和女朋友一起，以摩托车自驾的方式完成的环球旅行，无疑是一大创举。

　　当然，在我看来，除了体验生活和欣赏风景，环球旅行还是一名投资家建立全球投资坐标系的一种可靠途径：在很多情况下，对某类资产价格的估值困难都和投资者本人并不掌握大视野的坐标系有关。

　　在跟随罗杰斯进行了环球旅行之后，对中国读者而言，阅读海斯勒的《寻路中国》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海斯勒在该书中以一个记者的视角对广阔的当代中国进行了白描式的长篇书写，填补了诸多“新闻报道”的空白之处。我从中感受到的，竟然是一个正在被遗忘的、相当“陌生”的中国。比如，该书一开篇就定格了一个中国农民在公路上“借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的场景：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旅途中的第一天，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第二天，我再也不问他们。第三天，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驶近铺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踩下油门——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这样的文字让我这样的“二元结构的人”读起来分外亲切，因为在我们惯常阅读的文字海洋中，这样的农业场景已经很少见到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通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道上一路狂奔，差不多已经忘记农业是怎么回事了。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我看来，未来二十年，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升级将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应该是长期投资者值得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作者为本报记者）

　　相关书目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富可敌国》

　　迈克尔·刘易斯：《大空头》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高阳：《胡雪岩》

　　弗雷德里克·福赛思：《豺狼的日子》

　　王怜花：《江湖外史》

　　彼得·海斯勒：《寻路中国》

　　吉姆·罗杰斯：《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

　　雷颐：《李鸿章与晚请四十年》

　　W.L.贝尔斯：《左宗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