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20年：小平走过的那些企业

　　蓝之馨

　　“公元1992年1月17日，一个寒冷得让人缩手缩脚的日子。一列没有编号的专列载着一个已卸去任何职务头衔的老人，深夜出京。”

　　这是《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中一个篇章的开头。此书作者是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作为首席接待官，他全程参与了邓小平同志南方之行的视察工作。

　　而这次看似寻常的出行，却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整个中国。

　　在那11天里，邓小平的视察线路是这样的：“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除了市容市貌和深圳“锦绣中华”等景点外，他视察的重点就是企业。在深圳，邓小平参观了先科激光公司；在珠海，他先后参观了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厂、珠海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公司和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在佛山顺德，他视察了珠江冰箱厂(也就是后来的科龙集团)。

　　能被安排在邓小平的“参观”行程中，这每一家公司在当时都有其独到之处。而20年过去了，这些曾经代表了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气象的企业，在时代的浪潮中它们经历了什么、选择了什么，现如今又是怎样的面貌？

　　它们的故事或许在这个时代有着特殊的代表意义。

　　沉睡的高科技名牌

　　邓小平在深圳参观的唯一一家企业就是先科集团。

　　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第四子，也是先科的创始人。这位78岁高龄的老人在两年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对当年邓小平在先科40分钟的视察过程仍记忆犹新。

　　“当他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随行人员说：‘我和邓大姐是同年生，但她比我大几个月。’当先科业余歌手演唱卡拉OK《在希望的田野上》时，小平高兴地说：‘很好，我听得很清楚，效果不错。’”

　　陈开枝在书中也描述称，“叶华明告诉老人家，这种状如镜子般的盘片，可永久保存，图像清晰，永不磨损。老人家听了十分高兴，问是什么材料制造的。公司的同志回答，是塑料上面镀了一层银……”

　　如今“这种状如镜子般的盘片”已随处可见，而在当时却是高科技新星。1991年，取“先进科技”之意的先科投身激光视唱产业，弥补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我国也成为继荷兰、日本、美国之后第四个能够生产激光视唱盘的国家。

　　1993年后，中国激光视唱产业蓬勃发展，先科研制出我国第一台VCD机和VCD光盘，1997年又成功生产出第一批DVD机和DVD光盘。

　　在成立15周年的1999年，先科已从创业时的5个人、5000元，发展成拥有24家全资和控股公司、4000余名员工、总资产达25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在顶峰时期，各地经销商到深圳通宵排队购买先科产品。2000年，先科商标被评估价值为5.4亿元。“先科”品牌也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

　　而随着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激光视唱产业步入低谷，先科也随之沉寂。有那么一段时间，“先科”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而深圳市并不打算任由这一曾经响当当的品牌就此陨落。2003年，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收购“先科”商标，将其纳入国有无形资产管理经营范围。随后，对“先科”全方位开展授权使用、规范管理、法律维权等品牌保护及商业运营工作，将商标涵盖的范围注册扩展到37大类，涉及黑白家电、数码、医疗器械、纺织服装等领域。

　　在这种新模式下，先科品牌的运营不直接投资建厂，也不控股和兼并其他企业，而是由获得“先科”商标运营管理授权的深圳市对外经贸投资公司以“先科”品牌为纽带，发掘培育一批优秀企业，组建中小企业联合体，利用“先科”品牌优势拓展市场。

　　换言之，深圳此举意在借“先科”这笔无形资产调动、激活一批中小企业的有形资产，同时也将“先科”这一沉睡品牌唤醒。

　　先科所代表的高科技企业，曾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承担着为国人引进先进事物的使命，而随着时代变迁、产业升级，如果不能做到始终代表先进、跟不上升级的步伐，则会被时代毫不留情地抛弃。

　　当年，叶华明曾向邓小平诉苦“还贷款难”，邓小平鼓励道：“有了先进的技术就能创造效益，还贷款也就不难了。”虽然也许要加上一两条附加条件，但这个朴素的道理依然适用于今日的中国。

　　船大难掉头

　　当年邓小平参观这家位于顺德的乡镇企业时，应该不会想到它日后会成为一家家电巨头，更不会想到它的多舛命运——顺德珠江冰箱厂，也就是科龙集团的前身。

　　从中国家电之都顺德开始孕育，科龙连续8年稳居中国冰箱行业龙头老大。从1997年开始，科龙的盈利能力每年都保持在6亿元以上。直到2000年，科龙报亏6.78亿元，一石激起千层浪。

　　关于科龙突然的巨额亏损，公开解释是“经营不善”。而据财经作家吴晓波分析，科龙的亏损很大可能是因为大股东转移资产。资料显示，科龙的大股东是容声集团，受政府委托管理集体资产。“尽管科龙先后在香港和深圳上市，成为一家公众公司，但是真正握有资产权的‘容声集团’始终隐身其后。”

　　有专家大胆推测，国有股东在否决了潘宁的改制方案后，采取了“转移资产”的方式从科龙电器退出。因此，在短短三年时间里，科龙被彻底“掏空”。

　　这也为后来格林柯尔收购科龙埋下了伏笔。2001年10月，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格林柯尔公司以5.6亿元的价格收购科龙电器20.6%的股权(后来这个金额降至3.48亿元)。顾雏军入主以后，科龙出现过短暂的复兴，但很快，随着顾雏军展开疯狂的购并风暴，科龙资金再度被大量挪用。

　　2004年的郎顾之争使“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浮出水面，郎咸平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炮轰顾雏军在收购活动中卷走国家财富，随后被顾告上法庭。这一论战卷入了政府官员、多位经济学家，一时轰动全国。而2005年顾雏军锒铛入狱，罪名是“侵吞国有资产”。

　　这一事件后，科龙上下游信用崩溃，造成资金链断裂，国内销售也随即停止，企业几乎已到破产边缘。2005年，科龙出现36.93亿元的巨额亏损，刷新了当年度内地上市公司亏损纪录，公司的净资产为-10.90亿元。

　　9月中旬，一心壮大白色家电的海信集团以拯救科龙的姿态出现，与科龙签署了科龙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全面销售代理协议，并以预付货款的方式启动生产。而最终，在2006年5月，海信集团以6.8亿元的价格成功收购科龙，这种“先托管后收购”的做法也使这次收购成为中国企业并购中的经典案例。

　　至此，科龙的故事告一段落。然而科龙变局所引起的思考却远没停止。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这本书中说，在以产权变革为主要手段的“国退民进”战略浪潮中，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家对企业产权的处置发生了分歧，政商博弈直接导致了致命的危机，“一家曾经最被看好的家电企业在隐晦的产权游戏中成了牺牲品”。

　　北大教授周其仁则感慨，“不是科龙改制才给了格林柯尔机会，而恰恰是因为它没有及时改制……否则顾雏军就没有入主的机会”。

　　但历史不会重演。人们也不会忘记，20年前，就是在科龙(当时还叫珠江冰箱厂)，邓小平发表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讲话。他说，不要把国家治理整顿看作是制约、放慢改革开放，而要将治理整顿看作是国家为实现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是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条件。

　　改革，终究是为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