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转移中的政府责任

　　最近发生在柳江上游的镉污染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西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保问题的更多关注。这起污染事件中的数名责任人已被刑拘，相关责任调查也在继续进行，但污染背后发展与环保的矛盾，短时间里无法解决。

　　柳江污染事件，是矿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是众多环境污染的一种类型。比之此类环境突发事故，数量更大的、由于产业转移造成的西部地区污染，似更值得忧虑。随着中西部对于发达地区转移产业的不断承接，越来越多的重工业企业布局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一地区的环境风险也在不断增大。有些地方，环境风险已经开始暴露，有些地方，明确提出以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短期内虽未出现事故，但潜在危机不容忽视。

　　相比于东部先发达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与生态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后发展，二是生态脆弱。数据显示，西北地区生态脆弱区面积占全国生态脆弱区面积超过50%。东部对西部的产业梯度转移，却是实现地区经济雁阵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伴随着产业的转移，污染往往也跟随着转移。

　　尽管有关职能部门一再表态，中西部承接产业不能转移污染和落后，但从现实来看，这恐怕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个问题想要完全避免，可能性不大。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在守住环境底线的基础上，尽量求得两者之间的平衡。

　　这个时候，尤须强调产业转移过程中污染问题的政府责任。理由至少有二：其一，地方政府的产业布局与选择，跟可能的环境生态风险大有关联；其二，地方政府什么样的发展观与环境观，将影响到环境保护与执法的严格程度。简言之，政府责任到不到位，关乎一个地方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里，西部地区的生态持续恶化，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欠发达地方还在承接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有污染风险的产业，其中既有主动因素，也有被动原因。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官员那里，复制东部地区的老路，以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侧重规模优势、“赚快钱”，仍是他们心仪的选择。这些官员不是不懂得污染的危害，而是在权衡各方利弊后（当然也包括对自身仕途的影响），选择以污染换发展。这导致了不少饮鸩止渴的做法的出现——危害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暴露，却透支了长久的未来。也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观念指导下，部分地区“饥不择食”，发展上试图“急行军”，为生态的恶化埋下隐患。

　　就被动的客观原因来说，一方面，广大的西部发展的愿望很迫切，另一方面，东部地区转移来的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衰退性行业，企业创造能力偏弱、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对西部环境承载能力形成冲击。外来资本加大对西部矿产资源的粗放型开发，对当地生态环境构成了巨大危害。

　　有地方官员曾如此大吐苦水：先进的、无污染的企业是不会到西部来的，西部跟东部完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西部要吃饭、要发展，但是又没有办法吸引高科技，只好冒着风险发展从东部转移过来的重化工和重污染企业，这是西部发展中的一个矛盾。应当说，这些话基本说出了实情。

　　毋庸置疑，这样的情形必须改变，否则，当东部先发展后治理模式在西部地区被复制，未来需要付出的代价将会更为沉重。值得担忧的是，从利益角度分析，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很有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遭殃的却是当地民众与一方水土。如此，无论是环保政策的执行，还是在环境执法方面，地方政府往往很难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其结果，一方面环境被污染，一方面治理却滞后，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降低西部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风险，关键在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责任。在现实国情下，政府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地方发展的远景。厘清污染转移中的政府责任，强化生态补偿和综合整治，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