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财富：净现值最大化与可持续

童斌 2012-02-02 01:28:43  

　　关于可持续性发展的估算指标

　　实际投资指的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财富变化。世界银行汉米尔顿和克莱门斯1999年采用了这样的估算指标，用净国民储蓄估算人造资本，用教育支出估算人力资本积累，用商业性森林、石油以及矿藏存量的变化来代表自然资源的负投资，用以二氧化碳为指标的空气质量变化来代表环境资本的负投资。

　　汉米尔顿-克莱门斯的指标体系有启发意义，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缺少国民账户的综合数据。如自然资源资本项里面，没有包含水资源、森林的固碳作用、渔业、空气、水污染物、土壤和生物多样性。二是使用了市场价格来表示不同资本间的潜在替代率。三是这些估算仅仅考虑了资本项的大类。作为高度综合的指标，可能忽视了在局部地区资本替代的瓶颈，如农村地区的水源枯竭问题。四是该方法中，环境资本的负投资仅仅简单地用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来估算。这忽视了二氧化碳排放会减少人造资本投资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到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全球外部性。在新的测算方法中，当前二氧化破排放量会减少“气候系统资本”的价值，人造资本投资带来的未来排放量及气候损害净现值会在投资价值中予以扣除。五是人力资本项仅以教育支出来估算，既没有考虑因疾病、死亡和退休因素减少劳动力，也没有考虑到除了正式教育形成人力资本外，还有其他途径，此外健康与营养支出也会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可以考虑用人类发展指数对此进行修正。

　　新的测算指标体系应在这几个方面做出改进。当然，更重要的是把人口变化与技术进步纳入到理论框架，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人口增长率项并引入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等人同时用设定的GDP/财富比率进行了调整。

　　估算结果：国穷国富

　　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等人在文章中使用了1970至2000年的数据，测算了中国、英国、美国、印度次大陆、中东与北非石油出口国、撒哈拉以南之非洲等国家与地区的指标，衡量其可持续性发展状况。

　　考虑人口增长率并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调整后，各国的实际财富指标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孟加拉（0.30%）、印度（0.54）、尼泊尔（0.63）、巴基斯坦（0.59%）的人均实际财富增长率均为正。撒哈拉以南非洲（-2.58%）的数值为负，中东与北非地区（石油出口国）同样为负（-3.82%），但却存在区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主要是贫穷国家，而中东与北非地区由于石油出口带来大量收入，因此经济状况要好得多。但该结果并不能得出这些地区消费过度的结论，原因是对于贫穷国家而言，其投资与消费都是不足的，当前消费并不能给国民带来合格的生活水平，当前投资也不能保证后代过上正常的生活。在贫穷国家中，发展的主要难题是无效率生产和低生产率，进而导致低财富水平和低消费，不具备可持续性。在穷国中，投资不足也是非常严峻的问题。

　　中国的数值最高，为8.33%，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这与中国长期经济高速发展相吻合。然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在该测算中并没有考虑土壤退化、城市污染等环境因素，也就是说在环境资产的负投资估计中有欠缺，而在中国这两个问题公认非常严重。

　　若把人均实际财富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估算结果表明，除了中国外，所有国家的人均GDP增速均明显高于人均实际财富的增速。中国得益于较快的GDP增速，同时注重资本投资，技术进步明显使其全要素生产率也很高，因此人均实际财富的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尤其是中东与北非国家，虽然其GDP增速为正，但人均实际财富增幅为负，表明其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消耗，人力资本和人造资本投资不足以弥补资源消耗，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富国中，英国人均实际财富增长率为2.29%，人均GDP增长率为2.19，相差并不大，美国则分别为0.75%与1.99%。看起来情况还不错。但这并不能够表明富国没有消费过度，或者处于可持续发展道路。原因在于，包容性财富估算体系不能反映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或者说国际贸易结构的影响。富国的成功可能是由于穷国的失败。自然资源生产国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或穷国，而消费国一般是富国，因此自然资源的社会成本低估代价由穷国承担，而收益则流向富国。换句话说，富国的“可持续性”往往表现为穷国的“不可持续性”，这是在该理论模型中无法显示出来的。

　　尽管理论模型和指标体系存在缺陷，尤其在影子价格方面问题仍然很大，测算结果也具有不确定性，但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等人提出的“可持续性消费”或“包容性消费”理论仍然具有重大意义。根据该理论进行的研究，结论往往与从GDP指标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且更有启发意义，更重要的是，该理论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找到经济发展模式中隐含的更为严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