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沉浮:没有终点的衰落 期待可持续的繁荣

　　天津沉浮：没有终点的衰落 期待可持续的繁荣

　　刘玉海 叶一剑

　　2011年，天津经济增速高达16.5%！

　　如此超高速增长不仅使天津成为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市)，也使天津“十一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6%的景气形势，得以延续至“十二五”。如果考虑到天津这个“北方第一城”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的兴衰与沉浮，可以说，自“十五”开始，尤其是“十一五”以来，天津再次进入了其新的最理想的政经周期。

　　“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的天津，东接渤海，南北控遏京杭大运河。“河海通津”的便利，使其在中国历史上繁荣显赫一时：金元以来，依托粮食运输与南北贸易，迅速崛起为“蓟北繁华第一城”；在清末中西对抗交流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为东西激荡的前沿、中国近代化的先行之地，并一跃超过北京，成为北方经济中心，与南方的上海并驾齐驱、交相辉映。

　　因港而兴的天津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之城，其经济的兴衰沉浮，总是与其在中国乃至全球政经格局中的政治角色扮演如影随形，城市变迁的非经济因素总是若隐若现：辽金以来，五朝定都北京，天津作为首都门户的角色，使其与北京“一荣俱荣”，繁华之名远播四方；而1949年之后，中央政府对天津发展定位的迭经变迁，客观上使天津一蹶不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在本世纪之初以来的城市大势岌岌可危，以致天津民间一度传出“要将天津变成县”的讥讽与焦虑。

　　但自2006年中央政府将其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之后，天津得以重得国家政经大势之眷顾，在年均增长3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力刺激下，迅速崛起。而且，2011年5月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建设方案，以此为标志，天津可谓又重新回归其世界港口城市之本色，在中国乃至全球城市格局，可谓完成一个超过百年跨度的港城兴衰轮回。

　　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正经历新一轮的周期性调整，而2012年，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政经发展新周期关键性转折时刻， 很多关键性项目投资和发展规划都将今年作为实施节点的天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延续本轮繁荣？

　　百年天津，没有没有终点的衰落，更期待能有一个可持续的繁荣。

　　1. 政治中心北移与天津港兴

　　时值隆冬，穿津城而过的海河，水冻冰封。即使盛夏七月，海河亦波澜不惊——自1984年天津在海河下游兴建二道闸以后，海河天津段彻底成为一座水库，失去通航功能。如今，徜徉海河两岸，丝毫看不出这里曾帆樯林立、船来舟往；但睽诸天津历史，海河上的港口却是这座城市跌宕起伏命运的起点。

　　没有无终点的衰落 期待可持续的繁荣

　　地处海河“九河下梢”的天津，上可通过海河支流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上溯华北各地，下可沿海河干流直达渤海湾，使其在汉唐时代就曾成为军粮转运码头。元代以后，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汇聚于此，更使其坐拥“河海通津”之便，并且是大运河北段唯一一个依河傍海的城市。

　　不过，单单“河海通津”的“地利”，尚不足以支撑天津的勃兴——汉唐时天津码头的昙花一现即是证明。在历史研究者看来，真正造就天津“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繁华景象的，与唐末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与经济中心南移这一中国政经格局在地理上的变迁密切相关。

　　中国自辽金以后，历朝历代都将北京作为首都。中国的政治中心，遂由过去黄河流域的关中、中原地区，北移到华北平原北部边缘。

　　“北京作为国都，可以控制华北地区，可以稳定整个少数民族动乱造成的中国社会不稳定。”天津历史学者罗澍伟指出，自战国以后，北方少数民族一直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到宋代，经济发展达到相当高度，“四大发明”有其三，但政治上先是宋辽对立，再是宋金对立、宋元对立，最终还是亡在来自北方的漠北蒙古手里。“所以，金元以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在黄河流域、甚至是长江流域都可以从经济上来控制中国，但唐宋以后不一样了，哪个政权都必须掌握华北地区、掌握华北地区的中心，才能保持全国的稳定——换句话说，只有保证了北方地区的稳定才能保证全国的稳定”。罗澍伟说。

　　与政治中心北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唐末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从中原地区逐渐南移到长江流域。于是，作为北方最大消费城市的京师，不可避免地需要仰赖南方的粮食供应，南粮北运由此绵延数百年，天津也得以借粮运之利，长盛不衰。

　　本来，天津只是个粮食中转站：南粮北运，无论是沿运河北上抑或是走海路，天津都是必经之地，且必须在此换船。货物集散使天津城北、城东三岔口、直沽码头一带，成为天津最繁华的地方：商店、银号、会馆，尽皆云集于此。天津傍河筑港、临港兴城的格局由此奠定。

　　“中国城市的发展不像西方——西方是以商业兴起的；而中国，政治是形成城市第一位的因素，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天津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张利民指出，天津虽然是以港口兴，但还有个政治依托，“没有政治依托，天津也兴盛不起来。”

　　这种政治依托在1860年开埠以后的天津近代城市发展中更是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2. 中外政治博弈与天津开埠

　　尽管长期从事华北商品经济发展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许檀断定，“到清代中叶，天津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了。”但其时，无论是城市人口规模还是经济影响力，天津都难以望京师之项背。

　　为天津超越北京提供契机的是开埠——而天津开埠本身即是一场中外政治博弈的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在订立《北京条约》的过程中，强烈要求加入增开天津为商埠的要求。这一条款之前在英国议会中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有人建议开秦皇岛为商埠，而不是天津。英国政府最终的选择是天津。

　　“英国选择开天津为商埠而不是秦皇岛，我想主要还是政治上的考虑。”天津史学者罗澍伟说，“因为天津离清王朝的管理中心非常近，可以很方便地影响清朝中央政府。”

　　在罗澍伟看来，天津租界多达9国之多，亦反映了天津政治上的特殊性——这反映了各国都想直接、独立地影响中国中央政府。

　　伴随着天津开埠通商，鸦片、洋货进口大增，停靠于港阔水深的紫竹林码头的洋行轮船日益多过停靠三岔口的帆船，天津港口重心从繁盛了数百年的三岔口，下移至租界里的紫竹林港区。紫竹林一带，也逐渐形成码头、仓库、洋行、银行、住宅区依次分布的格局。至今，从解放桥沿解放北路南行，还可依稀看出这种格局的残存。

　　“毫无疑问，租界本身就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以租界为依托，垄断、控制着天津的对外贸易，保持海关，操纵金融市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尚克强说，“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

　　“租界无形中把西方近代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成果引进了天津。”尚克强认为。

　　张利民则注意到租界对中国的公共卫生、公共意识的促进。“中国以前都是自扫门前雪，没有公共意识、没有公共厕所，走路也不分左右。”

　　天津由此成为中国接触现代文明的窗口。“西方事务来到中国以后，在别处不太容易引起注意，来到天津以后，就非常有影响。”罗澍伟认为，一般人注意没用，“如果是引起中国最高级官员的注意，就会产生很大影响。”

　　3. 洋务政治红利与北方经济中心

　　李鸿章即是被天津洋务所吸引的清廷最高级官员之一，并在洋务的刺激下一改拒斥态度转而推动了中国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

　　自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天津后的25年间，李鸿章办工厂、兴学堂、建水师，将“洋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其支持下，中国最早的电报电话，最早的邮政邮票，最早运营的铁路，最早的现代高等学堂，相继在天津诞生，使天津成为“引风气之先”的洋务重镇。

　　嗣后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亦悉心经营天津，不仅在天津率先建立了中国现代的警察制度、检察厅、审判厅，更大兴“北洋实业”，建立了铁厂、北洋造币厂、陈列所等一批近代工商业和职业学堂，将直隶打造成了清末“新政”的“模范省”。

　　“洋务运动、北洋新政，天津都是试验场，在天津办，实际上是给中央政府看的。”

　　李鸿章、袁世凯在天津的洋务努力虽然最终未能挽回清廷大厦将倾之势，却使天津城市本身得以迅速崛起，并一跃超过传统的北方中心城市北京，成为新的北方经济中心，乃至当时东北亚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据1928年天津社会局的调查，在天津的中国城区(不包括租界区)，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约3300余万元，其中制盐、碱、棉纱、面粉、火柴等17家大型工厂资本额合计为2900余万元，占资本总额的93.3%。另外，各国租界内还有中外工厂3000多家。从而共同构筑起天津以轻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格局。

　　与天津相比，北京解放前较有名的近代企业仅为石景山铁厂和清河制呢厂，其他工业主要是传统的手工艺品制

　　造业，近代工业制成品如牙膏、香皂、钉子等，则要靠外埠(天津等地)生产供应。

　　天津城市人口，也从开埠之初的20万人迅速上升至解放前的195万人，超过传统的北方中心北京。

　　同期，天津的港口腹地覆盖“三北”，远至甘、青、新、藏，成为外贸总额仅次于上海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天津港的贸易总额占华北地区的60%以上。其中，棉花出口占全国的47%，畜产品出口占全国的60%，面粉进口占全国的1/3以上，均居全国首位，成为当之无愧的北方经济中心。

　　并且，在当时天津的近代工商企业大多由私人投资——国民政府首都已由北京南迁南京，天津开始向一个经济之城转变。但好景不长，一场历史巨变彻底中断了天津的发展轨迹。

　　4. 直辖去留与两个“失去的8年”

　　1949年1月15日，当解放军士兵会师金汤桥、欢庆天津解放时，没有人知道天津这座北方最大城市未来的命运会如何。

　　1951年8月24日，成立不足两年的新中国中央政府决定在天津修建塘沽新港，并成立了以时任交通部长章伯钧为主任委员的“塘沽建港委员会”——这也标志着天津港口的管理权上收中央。同年9月，天津新港工程全面开工。

　　天津港由此开始了由海河河口港向海口港的大跨越，但天津却并未随之向海，反而离海越来越远——出于安全考虑，国策限制海防城市的工业发展，城市要发展工业，必须刻意与海保持距离。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也关闭了与西方交往的大门，只通过香港一个口和西方世界联系。

　　“天津最大的优势是沿海优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天津的沿海优势发挥不出来，和内陆城市没多大区别。”天津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吴敬华形容那段时间的天津。

　　被抹去了独立精神的天津，也不再被中央政府认可为北方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而是综合性工业基地。即使如此，等到国家“一五”时期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出炉时，天津也感受到了失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没有一个落户天津！相反，像天津拖拉机厂等很多企业成建制迁到内陆。

　　对天津来说，更糟糕的是，其政治地位也并不稳固，而是屡经变迁。1958年2月，中央直辖市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天津成为河北省省会，直到1967年1月才又恢复为中央直辖市。

　　“天津划给河北，作为河北省会有很多损失：首先，按省辖市对待，待遇下降。”吴敬华说，另外，“划给河北后，原来的河北官员和天津官员谁也不服谁。”

　　在这8年时间里，天津市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国家重点项目，反而将原本在天津市的厂矿企业向河北省其他地区分流。

　　与河北合而复分的8年，被称为天津“失去的8年”，加上唐山地震开启的另一个“失去的8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天津曾经北方经济中心的气势消失殆尽，满是失落，甚至是苦涩。

　　就在天津在新中国的政经版图中日渐下滑之时，故都北京在成为新中国首都后又涅槃重生：到改革开放之初，北京的工业门类之齐全、工业占总体经济比重之高，在全国省份中高居第二，仅次于工业大省辽宁。

　　在京津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不仅天津北方经济中心的龙头地位不再，且由于强调各地区工业自成体系，北京与天津过去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开始变成各自依赖且相互竞争的关系，京津龃龉遂旷日持久，以至于，直到今天为止，将天津发展滞后情绪化的归结为“北京阴影”的声音，在天津依然普遍。

　　没有无终点的衰落 期待可持续的繁荣

　　5. 旗帜泰达与同时期的天津失落

　　1984年，经历了8年震后沉沦的天津，终于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天津成为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泰达)成为中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天津的沿海优势得以再次发挥作用。

　　此前的1979年春天，邓小平做出了在南部沿海建立改革开放特区的重大决策。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以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极。

　　1984年1月4日至2月17日，邓小平考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回京后即提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施特区的某些政策”。

　　由是，中国诞生了第一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名列其中。

　　当时，天津开发区真正实现“三通一平”的土地不过2平方公里，签约企业也仅有41家，投资总额不足8000万美元，投产企业仅2家，年产值区区3872万元。

　　但当两年之后的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在视察天津开发区时，深受鼓舞的老人欣然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这几乎成为中国开发区发展模式的“圣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并鼓励天津：“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他还谈道，“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日后的泰达果然不负厚望，不仅经济总量多年领跑中国各级开发区，更一度占到天津市经济总量的一半。

　　但是，泰达辉煌亦难掩当时天津的失落。

　　彼时的天津，一方面，由于唐山大地震后，天津遭遇巨大破坏，但由于援建力量集中于唐山，而导致天津市的发展严重滞后；另外一方面，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前夜，整个国民经济的转型，让国营企业比重极高的天津，也开始步履蹒跚。

　　“这时天津成了很难受的一个城市，一方面国家计划调拨、销售不灵了，当时棉花调拨，别的地方不给你，猪肉也是，只好拿工业品去换；另一方面市场又不健全，天津生产的是小排量汽车，但100多个地方下红头文件，只能买本省市生产的汽车，这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割据经济’——在经济形态过渡、两种经济都不健全的情况下，天津受的影响很大。”原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吴敬华回忆道，“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的发展很慢，甚至不如山东、河北这些既有资源又有生产能力的地方。”

　　这样的尴尬结果便是，作为直辖市的天津，在1979～1986年间年均经济增长只有6.5%，远低于全国9.5%的平均水平，甚至没有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规划”，尽管皮黔生牵头的开发区几乎成了天津经济的唯一亮点所在(这位多有争论的泰达掌门人，因其治下的泰达和滨海新区的发展，曾在天津政坛迅速崛起，如今已锒铛入狱，饮恨津门)。

　　当然，天津并非没想过要改变局面。改革开放之初，天津就曾向中央提出，希望能够获得深圳特区那样的优惠政策和开发开放地位。但天津的这一要求最终未能如愿。失去这次机遇后，天津改革开放的步伐落后了好几年。1986年之后的天津，仍然延续着旧有的经济增长轨道缓缓前行，逐渐为后来居上者超过，直到1994年滨海新区成立。

　　而这8年，是中国东部发展最快的时期。

　　同是1986年，天津2000公里之外的深圳，正创造着深圳神话，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0%，几乎是天津的5倍；1500公里之外的温州，农民采购员们正在忙着组织向全国贩销服装、皮鞋，努力完成第一笔原始积累。

　　此外，同是1986年，1000公里之外的汉城，正忙碌地准备着奥运会，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远不如天津的韩国首都，正即将完成基本现代化；2000公里之外的东京，则处于日本经济神话的最高峰。东北亚的竞争对手，早已把曾是东北亚最大工商城市的天津甩在了后面……

　　6. 滨海新区往事

　　1990年代，中国开启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大幕。随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的建立，浦东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迅速崛起，并带动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一起腾飞。从深圳到浦东，改革开放从南往北稳步推进。

　　“深圳速度”、“浦东变化”让天津人开始思考新的发展方向。对滨海新区关注的最初想法就来自天津工业重心东移。

　　在邓小平1986年视察的鼓励，以及改革开放前在城区布局大量工厂与市区居民居住、生活、交通、商业等产生的冲突，1980年代中期主政天津的李瑞环，给天津定下了“一根扁担挑两头”的城市格局：将城市中的工厂企业迁到滨海地区(塘沽附近)，以海河为轴的“扁担”“挑”起中心城区与滨海地区，中心城区重点是居住、生活、商业、文化功能，滨海地区主要是工业和港口功能。

　　至1993年底，天津开发区已具有一定规模，而天津东部汉沽、塘沽和大港一带，本身就有一些民族工业基础，加上天津港和保税区的物流优势，这一地区遂成为天津新的工业中心。

　　1994年元旦，时任天津市市长的张立昌第一次面对天津市民发表新年祝词，提出所谓“三五八十”四大目标。其中最为亮眼的就是“十”，即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使其GDP达到天津的40%，外贸达到天津的50%。

　　据天津滨海新区一些官员的回忆，滨海新区成立后，天津曾希望中央能让滨海新区也享受浦东新区的政策与待遇，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呼声都比较高。但这个目标始终没有实现。而天津的政策要求两度受挫，也使“缺政策”成为在天津颇有“市场”的一种对发展滞后的原因总结。

　　而这一时期——1999年——中央对天津的城市定位——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亦令天津方面不爽。——“所谓重要的经济中心，就是不止一个中心。”天津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张利民说。

　　当然，虽然两次受挫、虽然没有为滨海新区争取到名分，但无论是天津政府、民间还是学界，都希望天津滨海新区最终能进入国家决策视野。而这种意识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自身的发展壮大不断增强。

　　从1997年始，滨海新区管委会主编每年的“发展报告”，几乎都有“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经济发展比较”的部分。个中目的，不言自明。

　　“在天津，几乎有一个惯例，中央哪个重要领导到天津来视察工作，市里总会请他们到滨海新区看看。”原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政研室副主任邢春生回忆道。

　　也因此，当2006年中央政府最终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时，一些天津官员只是淡淡地评论说，中央只不过是承认了滨海的既成事实、“给了个名分”。

　　7. 从市长戴相龙到总理温家宝

　　在天津向中央苦要政策而不可得的时候，北京依托首都优势，一步步成长为北方乃至中国的经济中心。

　　2003年，“京官”出身的原央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长，开始考虑利用北京的政治优势发展天津。在其上任市长不久后的一次与市政府参事座谈会上，戴相龙明确表示，天津如果要发展，唯一的办法是缩短和北京的距离——无论以后怎么走，铁路、公路也好，天津到北京不超过半小时。为此，其上任后的第一大手笔，便是启动京津城铁建设，并提出把天津机场作为北京的备用机场。

　　“他能从北京和天津的关系悟出互补发展，很不容易，过去领导很忌讳的。”天津历史学者罗澍伟说，所以天津市民对戴相龙印象非常好，参事室的女参事都愿意和他照相、交换意见，“认为他是最富魅力的市长”。

　　也是在戴相龙市长任内，此前天津苦要多年而不得的政策眷顾终于呼啸而至。

　　200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政协办公厅提交的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发挥天津滨海新区在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中作用的建议”的报告上批示：“规划和建设好天津滨海新区，不仅关系天津的长远发展，而且对于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有着重要作用。政协的建议，请发改委结合制订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和长远规划予以统筹研究”。

　　这份报告建议中央政府在规划审批、项目审批、土地利用、财政税收、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方面，给予天津滨海新区更灵活、更优惠的政策扶持，以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

　　2005年6月24日－26日，温家宝带着国务院15个部委负责人，到天津考察，重点就在滨海新区。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在6月27日发出的通稿中说，“温家宝指出，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

　　此言一出，之后的数天里，尽管股市整体低迷，但天津板块股票经常领涨，有几天甚至全面飘红，涨幅高达5%以上。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做出了将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的重大决策。2006年6月，国务院全文发布《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其在金融、土地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力。

　　同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明确将天津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天津滨海新区则被定义为环渤海中心。

　　按照《人民日报》的报道，在2005年6月这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次视察天津滨海新区之前，已有政治局常委以上的14位领导人视察新区，但从这一次视察开始，天津才真正的开始迎来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历史时期。

　　“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天津市长黄兴国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阐述这一决策的重要价值。

　　8. 天津政经新周期

　　天津滨海新区获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但从总体改革推进上赋予天津更多可探索和可操作空间，更是在此国家政经导向效应之下，使得天津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获得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国家政策和大批项目落地的支持。

　　“十一五”期间，天津累计实施3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2249项，总投资达11308.6亿元。其中，重大工业项目140项，总投资6338亿元，占实施项目投资额的56%。这是天津项目最多、投资最大的五年，驱动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长期保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上。

　　本报记者接触到的多位到过天津滨海新区考察的官员曾感慨：什么叫开发？滨海新区那才是真正的开发！

　　当然，本报记者在天津采访的另一个直接感受是，在天津本轮的快速崛起中，与另一个人的到来密不可分，那就是现任天津市市委书记张高丽。

　　2007年3月25日，也就是在国家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到一年的时候，张高丽从山东省省委书记的任上调任天津市委书记。此前，张高丽曾担任山东省省长、广东省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等。而且，此后的2008年1月，曾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黄兴国在戴相龙卸任天津市市长之后，正式出任天津市市长。

　　在2007年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张高丽作了题为《进一步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为天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而奋斗》的报告。知情人士透露，“将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写进党代会报告的标题，这在天津历史还是第一次”。而在该长达1.7万字的大会报告中，亦专门拿出一章来谈“进一步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高丽，无论是大力推进困扰滨海新区发展多年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还是深入落实、推进中央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部署，无不涉及中国新时期发展改革之敏感领域。并且，张高丽和黄兴国这两个被外界评价为更具开放意识的官员，带领天津通过一系列“走出去、引进来”的合作交流，向外界展示了一个更具开放意识的天津，以及更具开发意识的滨海新区。(详见本报2011年3月4日报道《更具开放意识的天津，更具开放意识的滨海新区》)

　　根据本报的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3月25日到2011年2月28日期间，张高丽在天津会见外地来访地方政府(包括高校研究机构，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代表团以及自己率天津考察团去其它省市考察的次数，总共达到了56次。此外，在2007年3月25日至2011年2月28日期间，张高丽会见的外国政府或民间代表团(包括其率团出访期间会见的)次数达到32次，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或地区，像日本、韩国等，也包括一些欠发达国家或地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007年3月25日至2011年2月28日期间，以张高丽和黄兴国为代表的天津官方会见的中央部委代表团次数多达72次(包括全国政协有关的代表团)。而从2007年以后，天津也迎来了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天津的一个高峰期，其中包括有些国家领导人赴津参加一些国家级或国际性会议，更包括直接到天津进行相关议题的高层调研。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天津一位资深的政经观察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据其观察，2008年一年，九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都曾到天津视察，“这是除四川之外的唯一一个省或直辖市，而四川是因为当年发生的‘汶川地震’”。

　　而体现天津经济发展在国家经济格局中独特地位的另一个表现是，根据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教授的观察，支撑天津近几年高速发展的，仍然主要是“国军”，特别是“中央军”——央企。

　　“滨海新区尤其明显，拉动GDP快速增高的大火箭、大飞机、大化工，无一不是央企投资的政治性色彩浓厚的项目。”周立群说。

　　依托这些“政治项目”，天津工业总产值由“十五”末的6391亿元增加到“十一五”末的1.53万亿元，净增近900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75%提高到91.6%；推动滨海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3000亿、4000亿的台阶后，并于2010年突破5000亿大关，历史性地首度超越浦东新区。

　　来自中央的支持不仅是工业项目，亦包括高端服务业。除在金融领域赋予滨海新区广泛的先行先试权力外，2011年5月由国务院批准的《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建设方案》，在天津的“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定位基础上，给予了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东疆保税港区——在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国际航运税收、航运金融业务和租赁业务等方面更广泛的先行先试的权利和空间。

　　根据该方案，天津试图用5 至 10年的时间，把东疆保税港区建设成为“各类航运要素聚集、服务辐射效应显著、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核心功能区，综合功能完善的国际航运融资中心”。

　　如此愿景变为现实，天津港口城市的本色将再次得以凸显，天津港城600年的历史，也将在经历一轮完整的兴衰沉浮之后，重新找到这个城市面朝大海的繁荣想象。

　　天津城市史研究学者罗澍伟告诉本报记者：天津人都明白，虽然中央给了天津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但如果你没法实现，定位也是没用的。

　　2012，天津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