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变村为城”促城乡一体

　　眼下，北京市大兴区三合庄村定向安置房的建设正在进行当中。张凤占、郑方红夫妇一有时间，就会到工地转一转、看一看。“我们是三合庄村的村民，这里就是我们以后的家。从这里出发，步行20分钟就能到区医院、步行15分钟就有地铁站，周围还有公园、学校，真是又好又方便！”郑方红一口气说出了新房子一大堆的优点，却仍然意犹未尽，“以后年年有分红，养老不用愁，幸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2010年初，北京市全面启动了城乡接合部50个重点村的城市化工程，三合庄村就是其中之一。

　　据了解，50个重点村面积相当于北京市东、西城之和，涉及人口120万，将拆迁出45平方公里土地，主要用于回迁安置房、集体产业、平衡资金、回建绿地以及交通、医疗、教育、水厂等方面的建设，整建制解决10多万农民和2.8万多转非未入城保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

　　怎样保证50个重点村城市化工程的顺利展开？北京市的答案是：创新。

　　“一村一策” 规划先行

　　“我们村在拆迁之前，有420户盖了两层以上的楼房，最高的有七层。几乎家家都对外出租，最多的一家租户就有百十号人，收破烂的、开小澡堂和小发廊的满大街都是。老百姓手头是有钱，但基本都是靠‘瓦片经济’收上来的，代价相当大，环境没了，资源没了，再想发展的空间也没了。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村是‘买得起好酒喝不上好水，买得起好车找不着好路，养得起胃养不起肺’。”说起以前的状况，大兴区旧宫镇旧宫一村党支部书记王文才感触很深。

　　在50个重点村城市化工程实施中，北京市按照“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原则，确定了“调、拆、建、转、管”的重点任务。

　　首先是按照“一村（乡）一策”的模式和人均50平方米回迁安置房、劳均50平方米产业用房的标准，优化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在尽量节省建设用地指标的同时，精确计算平衡资金的地块和产业用地地块，保证拆迁资金有来源，农民得到收益。

　　“在规划中，首先保障的是农民安置的要求。安置房从规划、到设计建设，都是高标准和高水平的。”北京市规划委建管一处副处长张永仲说，“在安置房设计方案制订期间，设计方案就要和村民见面，得到村民的认可后才能实施。”

　　北京市在拆迁、规划等环节充分给予农民主动城市化的资源权，实现了“农民的事情农民办”，让农民成为新家园建设的主导；对拆迁补偿、招投标和工程质量等方面的严格监管，也打消了农民的顾虑，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保证了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

　　“如何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房子、如何在规划布局中兼顾到农民利益，这些都需要规划部门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对规划进行优化和完善，保障规划蓝图的实现。”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刘玉民说。

　　创新思路 资金融通

　　“50个重点村城市化工程，是要用两年的时间解决过去20年积累的问题，我们必须敢于创新、敢于担当。”北京市金融局副局长栗志纲说，“关键是拓宽融资渠道，让政府的现实需求变成金融机构的有效需求。”简单说就是要用好“三笔钱”：其一，国土部门为重点村建设优先安排用地指标，优先统筹融资抵押物，优先土储上市，用“昨天的钱”平衡资金；其二，金融监管服务部门积极搭建政银企沟通平台，推广土地储备贷款、委托贷款、股权投资信托等七种融资模式，协调金融机构试点棚户区贷款，推出专项金融产品，用“明天的钱”启动资金；其三，北京市政府为重点村大市政建设计划投入138亿元，设立3亿元拆迁奖励资金，用“今天的钱”激活资金。

　　为此，北京市召开全市金融支持城乡接合部建设专题会；协调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举办“推动金融支持首都城乡一体化建设”金融论坛，发布《推动金融支持首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搭建政银企的沟通平台；北京银监局积极调研，对重点村融资方案给予政策指导。

　　同时，很多金融机构也积极投身到北京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目前，50个重点村已累计融资1623亿元，其中自筹资金412亿元，银行贷款1211亿元。国开行、农发行、农行和北京市农商行授信金额都在100亿元以上。农行北京分行还与北京市城乡接合部建设领导小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针对重点村建设项目专门研发“城乡一体化综合建设贷款”产品。在金融管理部门、服务部门和金融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各区各部门共同创造融资条件，有效解决了重点村建设中诸多信贷投放难题。

　　产权改革 让农民带着资产进城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没了，收入从哪里来？这是拆迁农民最纠结的事情。北京市政府在启动50个重点村城市化工程前就有了对策。丰台区大红门村在拆迁建设过程中，政府给村集体留出了产业用地，村里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村集体进行股份制改革，成立了新型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把原有资产和产业用地开发收益权全部变成股份，量化到每个村民头上。“带着这些资产上楼，大红门村的村民不用为今后的生活担心了。”大红门村党支部书记于连山高兴地说。

　　“拆”，表面上看拆掉的是一座座建筑物，但实质上却是原有生产、生活、生存方式的依存物，为新的生产、生活、生存方式腾出了空间。北京市重点村拆迁补偿政策充分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保持政策的区域平衡和前后平衡，人均得到50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得到近30万元的货币补偿、得到劳均50平方米产业用房等等，保障了农民的合理财产权。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方向，这些农村地区还将加快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建立新型股份合作制集体经济组织。

　　大兴区有一个“四有办”，即安置就业有岗位、经营增收有资产、稳定生活有保障、服务管理有组织，其中“有资产”是基础。大兴区社会办、四有办主任张德广介绍，2011年，大兴区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资产经营收入共计4.8亿元。“我们积极推广留地安置、购买底商、产业经营、联村入股、管理挖潜等集体资产经营方式，实现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张德广透露了其中的奥秘。

　　农民因为拆迁获得了大量的补偿资金，如何引导他们用好这笔钱，也是重点村建设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丰台区在2011年开展了“金融知识进农家”系列活动，组织金融专家深入到小瓦窑村、夏家胡同等重点村，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安全和理财宣传，帮助农民理财，帮助农民学会资本和资产的经营。

　　转居转非 城乡一体化

　　张凤占、郑方红一家今年6月份就可以搬进新家了，想想敞亮的阳台、整洁的小区，夫妇俩就笑得合不拢嘴，郑方红说：“这次的重点村建设要实行整建制转居，我们就要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保障和待遇了。听说除了基本养老保险，我们还有失业、生育、工伤等新保障，你说能不高兴吗？”

　　区别于有些地方“用土地换社保”的做法，北京市在50个重点村建设中，实行整建制转居，实施拆迁的农民都将正式转变为新型城市居民。

　　土地不再是农民社会保障的替代品，农民转居后仍拥有剩余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及其收益，原村集体仍是剩余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土地征用采用了留地安置、定向出让、实物补偿等方式。同时，北京市还试点在拆迁后的集体土地上兴建租赁房，并进行公司化规范化经营；对于拆迁后农民手中富余的安置房屋，也将采取政府统一回购的方式作为保障性用房。这些房屋产生的收益，同样属于农民。

　　如何解决被拆迁农民就业问题？目前北京市已经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政策，重点村建设创建了充分就业社区，各区在此基础上也进行工作创新。丰台区出台了新一轮就业优惠政策，并按照城市化发展要求搭建了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将就业管理、就业服务切实延伸到重点村；海淀区将北坞村试点中“一对一”动态跟踪、精细化援助就业服务推广到其他重点建设村；大兴区整合乡镇公共服务资源，为重点村提供综合配套的就业服务；顺义区结合新城建设的实际，提出利用三年时间实现创建充分就业区的工作目标；朝阳区针对农村土地腾退储备，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昌平区开展“转变就业观念，倡导劳动光荣”征文大赛和形式多样的职业指导，促进拆迁地区农民转变就业观念；房山区东羊庄村针对地处高教园特点，与入驻学校和驻村企业签订优先录用农民协议。

　　正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以其创新扎实的科学实践，探求着破解城乡接合部发展难题的那把“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