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幸福的激发机制（之二）

陈奇 2012-02-11 01:03:03  

　　核心提示：黄志猛（CCTV心理访谈节目专家）：我想从民的角度谈一谈幸福。如果一个人内心中充实的话，就能感受到多少快乐。心灵的充实占两个部分，一是...

　　黄志猛（CCTV心理访谈节目专家）：我想从民的角度谈一谈幸福。如果一个人内心中充实的话，就能感受到多少快乐。心灵的充实占两个部分，一是家庭的充实感，一个人在家庭中感受了多少爱和被爱；二是事业中的成就感，做的工作是不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它，接下来往前走是不是有发展空间。

　　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主持人）：你说的事业的成就感，做一点小生意，别人管不了你，你也不用管人，说实在挺幸福的。但是今天人们都要做大做强，这就要充孙子，要对付王八蛋，要干的事非常多，不要以为干这种事就没有成就感，你要做大事一定要这样，这种成就感好像不是直接跟幸福感相关。幸福感有的时候来自信念，比如有的人从上帝那儿寻求平衡，也有很多人参禅。

　　黄志猛：我之所以提出家庭的问题，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是大家庭，现在是小家庭；原来大家庭可能以长辈为核心，孩子很多，现在是“六一家庭”；过去婚姻相对稳定，现在离婚率非常高。现在家庭伦理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刚才提到家庭、事业带来的幸福感，从比较圆满的角度讲，确实也在某一个时期或者某一个阶段，接近某种幸福的状态。用佛家的话，这些都是世间法，世间法可以达到某种类似幸福的状态，但是不可能真正提供终极幸福。当一个人要追求所谓的终极幸福，通常会走向类似宗教，或者寻找一种类似宗教的状况。

　　比如说，如果按现在的条件去看，肯定会觉得以前的工人小区有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最近有一些朋友做旧的工人小区改造项目，意识到工人小区的幸福感非常强。因为在这里生活的过程中，自我身心会有所安顿，会感觉到自己归属于一个大的共同体。这种感受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宗教体验，尽管它并不是宗教体验，但是能部分地替代宗教体验。生长在这样的社区当中的群体，幸福感会非常高。而现在由于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再要能够提供这样的感觉，确实是有非常大的难度。这是必须要承认的一个现实。

　　前面大家讲幸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把它跟幸福感等同起来。而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的观点，肯定不是这样的，应该说幸福感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如果感觉自己不幸福的话，确实不太可能是幸福，但是仅仅依靠这种要素，不足以让一个人达到真正的幸福。一个极端的例子，吸毒的人往往在吸毒的瞬间达到某种极度的快感，但是这个状态不会有人把它描述为真正幸福的状态。因此，真正的幸福感，既包括主观的体验感受，也必须要能超越个体主观感受的认同。认同很难是单方面的，它必定是对于一个外在于自我的存在的体验，这个体验的过程不可以绕开外在的存在而单独发展。比如，在过去中国传统社会中，总体来说，在家国天下中都能相对比较容易地找到这样的认同，也能在这样的认同中相对容易地找到自我的定位。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剧烈，除了安居立业之外，如何还能找到让人安身立命的地方？

　　袁岳：这种理想不大可能实现了，因为非常像农业社会的理想。过去一个企业家很穷的时候，争取事业成功的时候，也是很幸福的。到了成功之后的阶段，就不一样了。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刚才几位发言人讲的我都同意，但要区分几样东西。一是我们到底关注什么“幸福”，如果关注个体的幸福感觉，这应该是心理学家研究的事。做各个国家的调查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的分布是有特征的，国家总体的特征影响到个体的幸福，我们关注的应该还是国民幸福，而不是个人。

　　第二，是过程的幸福，还是整体的幸福。白钢刚才讲了过程可能感觉非常High、但是结果是不高兴的事，也有的时候过程非常痛苦，但是结果感觉比较幸福。最近有一些研究者在欧美国家调查，有孩子的家庭幸福，还是没孩子的家庭幸福，一般人讲有孩子的人幸福，但是调查发现，有孩子的家长，尤其在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都感觉痛苦不堪，但是到他五六十岁及之后回顾生养孩子的过程感觉非常幸福。所以过程和结果的幸福要区分。

　　幸福的激发机制与共同体认同

　　前面提到的几个议题都很重要。个体心态涉及到文化问题。如果一个国

　　家某个阶段的文化非常注重物质的享受，这里的人对幸福的感觉会比较低。

　　袁岳：物质极度缺乏的时候，得到某一些补助的时候，心理上还是能得到满足的。

　　王绍光：是的。有些地方已经进入了后物质主义阶段之后，会更注重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平衡。在这种地方，物质的改善和不改善，或者稍微下降一点点，都可容忍。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心态上可能是有用的，消除物质主义的影响可能会提高整个国民的幸福度。

　　亲情和友情的重要性也值得注意。我以前在耶鲁大学工作的时候，一位在美国政治心理学界有名的同事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题目就叫《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该书以美国为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市场不会使人幸福，收入不会使人幸福，甚至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也不会使人幸福，什么最重要？亲情和友情最重要。刚才黄志猛讲到大家庭的那种矛盾，最近中央电视台放的《我们这一家子》有这个问题，往往事后回忆时，还是有幸福感的。现代社会里面大家一般很难跟父母家人在一起，常往来的不是父母家人，所以瞿军晖讲的非常重要。我们往往发现，房地产公司设计出来的空间并不是人们互相交往的空间。人们互相交往的空间往往是每天不得不做的事情，在以前的单位社区，以前的胡同，人与人之间的有些交往是每天都必须的，比如说共用厨房，共用厕所。有一些房屋或者社区构建的研究表明，小孩之间的交往比较多，小孩的交往带动大人的交往，老年人的交往带动成年人的交往。

　　袁岳：交往完以后，有了公共空间以后，人才能互相熟悉，才能出现公共人物，小区里将来搞居委会选举才有意义，否则选人都不知道选谁。

　　王绍光：我在香港住了十年，一层就两户，都不知道对门的邻居叫什么，进出同一个电梯，十年从来没打过一声招呼，进了电梯以后大家自己回自己家，这并不是非常好的感觉。如果一个社区能够实现更多的互相交往，大家会感觉好一点。一定要关注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幸福。

　　袁岳：我们除了关注什么是幸福之外，更关注的其实是幸福的激发机制。有没有群体激发机制在一个社区的范围内去改变这种状况。

　　王绍光：这是非常难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的话，送一个诺贝尔奖完全是应该的。

　　袁岳：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刚才白钢说世间法不能解决终极幸福的问题。世界上真正最幸福的国家大部分是穷国，一小部分像新西兰和北欧国家还是不错的，社会福利保障好。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一是信仰。二是创造社区活动，增加社区中间的连接。三是公益组织的成长，在特殊情况下提供社区帮助。

　　王绍光：我挑战一下你的看法。的确很多感到幸福的地区恰恰是太平洋的岛国，或者是北欧这些地区，可以说，太平洋的岛国是前物质主义，北欧那些国家是后物质主义。至于是不是归因到宗教，恐怕要小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信仰某一种宗教，对宗教的理解没有什么分歧，那是比较好的；但是一旦在那个地方出现了混乱的宗教纷争，过程和结果都不是幸福的。所以我更强调的是前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方面。

　　袁岳：这个好像无法复制。

　　王绍光：是无法复制，但是是否有必要从别的国家了解这个机制，这个可能比宗教更现实。

　　白钢：接着王老师的话讲一下。我刚才说的出世间法，并不一定要通过宗教的形式来实现，而是能够提供类宗教的心理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形成某种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宗教感最根本的内涵是能够形成一种对于共同体的认同，一方面这种认同感具有超越性，另一方面，可以落在具体的生活中，可以体现为很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纯粹停留在个人信仰的层面上。我的基本观点是，幸福可以通过一种方式被激发出来，但如果可以被控制的话，可能不是幸福了。

　　政府的作用及其陷阱

　　袁岳：也许政府可以做某些幸福的基础建设工作。

　　白钢：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我绝对不反对政府介入到这方面。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国情的地区不均衡性和巨大差异性，在某些地区，我相信政府的介入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袁岳：政府也好，开发商也好，做的事都不是幸福本身，包括激发机制本身都还不是幸福本身，而是相当于制造条件的基础建设。

　　王绍光：我接着谈政府作用的问题，政府作用是需要警惕的。给出不同的统计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袁岳的公司是做调查统计的，非常清楚选哪一个指标，给多大的权重，对最后指数的影响非常之大，而政府是有可能在里面进行操作的。现在各个国家在寻找GDP以外的指标的时候，都显得手足无措。萨科齐找了一批欧美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学家发展他们的替代指标，虽然有一些成果，但是也没拿出最后的指标。学界、社会各界和媒体都应该参与和关注指标的设定，这是要警惕的部分。

　　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做而且必须做的，包括前面讲的扶贫，减贫，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这些是增进人们幸福毫无疑问的法宝，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可以证明的。这些事情不能指望市场来做，也不能指望民间组织或者公益团体来解决问题，它们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十几年前我曾批评希望工程，做希望工程很好，但是把政府责任去掉了，好像办学是希望工程的事，不是政府的事。要把这些分开。

　　讲到激励机制，媒体工作者不要过多地鼓励物质主义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很少有那种天价豪宅或者亿万富翁聚集的社区这类广告。这类广告会使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人在某个时刻感到非常不幸福，因为永远达不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鼓励物质主义的广告能够得到多少控制我不清楚，但是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广告是不一样的，即使中国不同的地区，房地产广告也是不一样的。这仅仅是一个例子。

　　瞿军晖（环科置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变化。有的说是信仰缺失，比如原来我们小时候学雷锋挺好的，扶老人过马路，现在看到老人在走路有点歪歪倒倒，还不敢去碰，好像一个特昂贵的瓷器。你的心简单，这个世界就对你简单；你的心复杂，这个世界就对你复杂。我特别欣赏的一种人是，被伤过很多次，但是依然相信生活，相信一些美好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媒体舆论的引导方面，需要很纯粹地宣扬一些真的是比较美好的东西，说多了大家就信了，说少了大家就不信了，而不好的东西说多了大家也信了。

　　袁岳：现在大家包括政府也说幸福，最后大家就幸福了。

　　瞿军晖：说幸福两个字没用，应该说幸福的构成元素怎么去培育，会有用。你刚才说的社区激发机制，我看到有一个民间活动特别好，就是交流会。现在成了每家请客，请所有的乡邻朋友过来吃饭，谁来的人越多说明他混得越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我跟社区物业说，要定期到社区里组织家庭的厨艺大赛，每家出一个菜，百家饭，你还能不认识你的邻居吗？谁家的饭好吃，经常性的组织一些。其实我觉得物业是可以来做这一块儿的，原来物业的主要工作都是硬件方面的维修和维护，现在不是都提向软件进军吗？

　　袁岳：每个社区都有所贡献，否则大家都等着政府来做。

　　瞿军晖：青年人居住的社区，他们最需要的可能是创业或者是寻求帮助。我也做了一点天使投资，想法是，我是主投出一千万，每家每户自己自愿出一万块，不要太多，形成两千万的互助基金。买个房子十三四万，要创业可以到这里来申请，因为你的房子在这儿，在一个社区里面让大家都关注你，你借了大家公共的钱，看到邻居会客气一点，因为都是股东，不管他出了多少钱。这样做不存在不信任的问题，可以不办任何手续，房子价值以内的钱都可以借。

　　林志中（新世纪中国地产企业传讯部高级经理兼项目总监）：各种形式的社区参与，能把个人带出家庭的小范围，关心的事情更广，关心社区，关心社区以外的社会，关心弱势群体，关心NGO在做什么东西。比如，我们引入社区图书馆到小区里，鼓励居民把自己家里的书捐出来跟其他人分享。社区里的人关注的东西更多了，幸福感就会慢慢的成长起来，这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这样慢慢就会感觉到自己跟周围的人是连在一块儿的，跟居住的那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好像在很多方面都是有连接的，而不是很孤独的个体，或者只是一家人好。

　　王绍光：我补充一下怎么把刚才说的东西串起来。大家都知道，马斯洛提出人类需求的金字塔，最底层是温饱，然后是安全，这些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再往上是亲情、友情的需要；最高的是林志中讲的，人对自己命运的掌握。前面讨论的问题看起来分散，但它们都可以归属于不同层次的基本需求。

　　白钢：中国人一般被认为没有西方意义上严格的信仰，但是中国人对祖先有非常强烈的认同。原来中国是通过家庙和祠堂的形式来体现这样的信仰和认同，但现在房屋结构设置，似乎还没有中国的房地产商有意识的在自己的房产中设计一个家庙。家庙其实并不需要非常大的空间，最核心的是神主牌位。要使中国人的身心有所安顿，对祖先的敬仰是最好的方式之一。这事实上可以在家庭中实现，因而也是可以让中国人感到更幸福的一种方式。

　　（陈奇整理，未经对话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