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冲击》的冲击

　　江湄

　　 就我了解，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问题”及其出路并没有任何现成的历史与现实的模式可以照搬，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开始论说中国自身文明传统对于中国未来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境况下，读日本史学家、思想家沟口雄三的《中国的冲击》，会有一种关乎痛痒的感觉。他并不提供现成的主义和药方，而是以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展开了一幅具有很高学术品质的、重新观察现实展望前路的历史纵深图景，我相信，它将给那些关心中国现实和未来的人带来相当强烈的思想冲击。

　　 《中国的冲击》是一本很难定位的书，其前半部分是发表于传媒的时事评论，记录着这位出生于1932年的历史学家所遭遇的那些现实的苦恼，以及在这些苦恼的催迫下产生的追问，后半部则是精审的史学论文。这样的编排恰好给我们展示出，一位历史学家如何根据活的历史变动提供的契机，把“现实”重新镶嵌于“另一种”历史纵深图景之中，从而改变人们的现实认知，或者说开放出“现实”更丰富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历史学家在他的时代中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

　　 一、“欧化”的日本要重回亚洲

　　 沟口的“中国”本是用来“冲击”日本的。自明治维新时代，以“西方的冲击”为契机，日本割断了连接于中国文明的脐带，从此“脱亚入欧”，获得了相对于中国的独立意识乃至优越感。在亚洲鹤立鸡群的日本，步武其帝国主义老大哥，转身反噬中国，尽管惨遭失败，但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和政治、社会民主化，反而更加强化了一般国民以学习西方的优胜者自居的意识结构。正是沿着这种“脱亚入欧”的思路，日本人历史记忆中的二战，主要是与欧美对抗而败给了欧美的太平洋战争，其意象凸显为“广岛”而远非“南京”。受害并于战败废墟上顽强站立的“奋斗史”几乎遮盖了日本对中国和亚洲诸国的“侵略史”。然而，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形成，以及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崛起，东亚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结构关系。目前，存在一种明显的态势，就是以中国为中心，东亚、北亚、南亚诸国正在形成一个“环中国圈”，将与“美国圈”、“欧盟圈”鼎足而三。这个“环中国圈”当然不可能重演旧中华文明圈的朝贡体系，但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政治体将占据其中心和主导位置则是无疑的。

　　 与体积庞大的中国不同，日本是位处“中华文明圈”边缘的“蕞尔小国”，在历史上，它始终靠着对周边形势及其变动的敏感和抓住先机的能力而使自己立于优胜之地。今天，当历史的地壳再次出现滑动之机，作为日本思想家的沟口雄三立刻对国民发出预警。他警告说，日本人那种以“脱亚入欧”保

　　 持日本优越性的自我意识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它就像麻醉剂一样麻痹着日本，将使之丧失对现实变动的认识和适应能力。在当前的历史形势下，日本若要继续保持其优胜者的地位，就必须考虑如何把握主动重返亚洲，积极谋求与中国一起构成“环中国圈”的轴心。作为日本的思想家，沟口雄三为自己民族可谓计之深远，他考虑的是，日本如何在世界形势的新格局中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道，并在此现实基础上重建一种适时的、健康的日本民族主义。而“欧化”的日本要重回亚洲，首先必须在思想上重新认识中国的近代历程，重新认识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及其与中国文明传统的断续关系，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从中国自身出发的“中国的近代”象，与“西方的近代”并列并使之相对化，以此改变以“西方的近代”模式为坐标轴而划分优劣而形成自我意识的思想习惯。沟口从日本人的危机感出发，却和我们一样，想努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近代观、价值观，去“如其本来”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历程和中国的现实，从而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可能性。

　　 对于我们来说，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似乎已经是天经地义了。不论是教科书上的“正统”革命史观，还是1980年代以来占据相当部分人头脑的“主流”自由主义史观，都把鸦片战争及其“西方的冲击”当做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唯一动力，而在这之前，中国沉睡在停滞的“中世纪”或曰“封建社会”。沟口雄三指出，这个“鸦片战争近代史观”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今，我们有责任提供一个新的“近代的开端”，一种新的历史视角，以导引和呈现一个新时代的自我意识。

　　 沟口把“中国的近代”的起点放在16、17世纪的晚明时代，他论证说，在那个时代显著化的、由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发生的“长时段”历史动势，迎面遭遇了来自西方的强大“洋流”，这股横来的“洋流”复杂作用于原有的历史动力场，产生出一种新的动能和动向，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历史的“纵断面”与“横断面”交错相激而上演的伟大戏剧。他指出，不但中国，其他的非西方文明本都有一个“基体”来承受“西方的冲击”，它是悠久的文明传统，也是产生于自身社会内部的历史动向，所以，它们在“西方的冲击”之下，当然会形成各自不同形态的“近代”，而如果我们仅以“西方的近代”为标本，就会遮蔽它们各自复杂的历史，将其文明传统实体化、侏儒化，更会得出一幅扭曲的现实象。非西方文明及其近代历史，都还没能找到表达真实自我的方式。

　　 沟口笔下“中国的近代”，源自于明清时代这样一种历史动态：宗族社会及其主导的“乡里空间”不断扩展、增强，甚至屡屡向皇权挑战，这股“民间”势力以平定太平天国为契机而逐步掌握到地方实权。从这一历史视野看去，“辛亥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近代”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而更是由上述“民间”势力发展而导致的中央集权的瓦解；而其后的军阀混战，也并非“封建”势力的回潮，而是帝制终结后形成的地方分权式的“共和”体制。明清时代不断壮大的宗族制社会，逐渐形成相互扶助和相互保险的集体主义机制，生活于中的人们崇尚公有、均平、相互扶助的伦理价值。这样的社会机制和思想观念，正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厚历史基础。在清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迥异的国家体制之间，我们却不难发现统治理念的连续性：“民以食为天”、“均贫富”、“万物各得其所”。

　　 沟口指出，被五四知识分子所痛切批判的“礼教”，乃是宗族制社会推行的一套秩序和规范，其历史实态与功能其实有着相当积极的一面，就是使并非士人的庶民也产生出道德主体意识，这很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在“启蒙”思潮诱发下产生自由、民主意识的一种本土基础，而这样的“本土基础”所主张和要求的“自由、独立、权利、民主”，都不见得符合其西方范本。

　　 二、提供一个新的“近代的开端”

　　 三、超越意识形态的历史观

　　 反传统的自由主义历史观认为，中国革命其实质是反“现代性”的，我们要做的是继续以“现代”剪除“前现代”余孽，真正走出“中世纪”而进入“现代”；“稳健”的自由主义历史观认为，按照最纯正的哈耶克式自由主义教义，“传统”才是“现代”变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护航舰，但“革命”却激进地扫除“传统”，使“现代性”无法发育，如今，我们的正确选择是从自身传统中挖掘出与自由宪政资本主义亲和的文化因素而发扬培养之，从而走向儒家宪政资本主义；而一些“新左派”,则将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讲成中国人民在其民族精英的带领下，反抗帝国主义、追求自主现代化从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人间正道”。

　　 而在我看来，沟口展示出的，恰恰是一种超越上述意识形态史观的，同时又极具现实指向和政治性格的历史分析。它告诉我们，从“本来”的历史眼光看，种种宗族社会、礼教文化的“残渣”，它好也罢坏也罢，都从内部决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体质和性格，而这种“中国的近代”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样态，毕竟有正负两个方面交织其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以现成的“主义”去判决现实，裁断出哪些是光明哪些是黑暗，而是如其本来地去看是哪些历史势能和动因造就了现实及其问题谱系，而民主、自由、权利、法治这些“现代性”事物，终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对矛盾、问题进行自我克服的方式，而不是作为“普世价值”君临中国，并带领中国走进“现代”。

　　 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摆脱，在“西方的近代”之外发现一个类型相异的“中国的近代”，其意图当然是要打破那种定于一规的“普遍性”及其造成的只有高低优劣之差的单向度世界，这种虚假的“普遍性”不但是歧视和偏见的意识根源，还使交流与学习，使自我的相对化与成长变得不可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沟口的“中国的近代”象还有更重要的启示：正如本雅明所说，不是“让未来掏空历史”，而是要“背对未来，面向历史”，突破“普遍主义”的魔咒，立足于自身的历史与现实，解放思想，培养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的想象力，去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