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中国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

　　

　　金灿荣国际关系学者

　　在中国面对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存在着四种基本的论调：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崩溃论。其中，机遇论和崩溃论始终是比较边缘化的，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次之。

　　但是，伴随着中国自身国力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结构性位置的不断提升，关于中国责任的话题在国内外持续升温。

　　国际上的表现是，近年来“中国责任论”逐渐兴起，未来大有压倒“中国威胁论”而成为中国面对的主要国际舆论的势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随着在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地位相对突出，随着G2(两国集团)和Chimerica(中美国)等说法在西方媒体出现，随着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中国责任论很可能成为主导性的国际舆论环境，国际责任问题日益成为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议题。

　　本文首先梳理分析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的演变，接着分析责任大国建构的得失，最后就中国在未来的外交战略中如何谋划和定位中国的国际责任战略提出一个方向性框架。

　　“中国威胁论”的演变

　　“中国威胁论”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主导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思维，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战略。

　　从历史上看，中国威胁论的版本很多。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威廉二世的“黄祸论”。其次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也曾炒作过"中国威胁论"，即所谓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口号，美国在联合国宣传"中国对邻国的威胁"，麦克阿瑟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再次是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苏联也兜售过"中国威胁论"。

　　新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冷战后，其背景是苏联威胁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军事逐渐强大，"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泛滥起来。第一次泛滥是在1992-1993年间，鼓吹者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时间"中国威胁论"风靡太平洋东岸，芒罗因而也声名显赫。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那篇高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个大背景下问世。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学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此后，每隔一段时期，"中国威胁论"都会出现。第二波发端于1995-1996年，主要与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两岸关系紧张，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有关。第三次发生在1998-1999年，其背景是在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逆势崛起，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大。进入21世纪后，“中国威胁论”已经是第四波了，其特点是威胁论的内容日益扩大，往往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中国计算机黑客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等。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

　　但是，在“中国威胁论”以各种形式或隐或显盛行的同时，对中国的责任期待作为中国未来预期的另一方面也一直存在。早在1994年10月，时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佩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就指出，“冷战的结束为亚太地区敞开了大门…当今美中两国面临的挑战是确保这一地区未来几代人享有充分的稳定与繁荣。在这一方面，美中两国负有共同的特殊的责任”。 1995年10月，佩里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发表演说阐述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时说，“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我们确信接触是最佳战略，可确保在中国实力增强之时，它是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这样做的。” 199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部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都曾提到对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期待及其意义。前国务卿凯利在2001年5月在向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证词中也以温和的现实主义语气说，“我们要看中国怎样对我们做出回应，我们鼓励中国做出能够反映其社会地位和国际社会责任的选择”。 但由于克林顿政府期间对华战略一直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加之小布什上台后曾经一度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并预防性遏制的对华战略，所以，处于正面的“中国责任”呼声常常被“中国威胁论”压倒。

　　2005年小布什第二次上台、美国继续调整了对华战略定位和政策后，与“中国威胁论”伴生的“中国责任论”才逐步突现出来。2005年，布什本人提出，“要以建设性和坦诚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国务卿赖斯提出，“希望中国成为全球伙伴，能够并愿意承担与其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则在 “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演讲中呼吁，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此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又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此外，2006年9月27日发表的反映美国各界精英主流意见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普林斯顿项目报告》声称，“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此后，美国所带动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成为国际社会谈论中国时的一个时髦用语。美国各界继续推波助澜，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跟进。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威胁论”隐声匿迹，“中国责任论”压倒性地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国际舆论环境。

　　2008年9月15日，美国有158年历史的老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倒台，美国银行系统内部的“次贷问题”演化成全球金融海啸，中国收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进一步上升，其集中体现就是关于G2和Chimerica的说法。G2概念是华盛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在2008年7—8月份的《外交事务》上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林毅夫和佐利克在《华盛顿邮报》上联名写的 “经济复苏取决于G2” 一文，他们指出世界经济要想复苏，中美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的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此外，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还提出了Chinamerica的概念。在他看来，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世界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应该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这两个词都是经济学家基于经济发展的事实提出来的，主要是分析中美两国的经济地位，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责任。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不无道理。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50%，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少数学者和个别战略家将G2一词上升到政治层面，特别是提出一种中美共治的制度性领导结构。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在实践中也行不通。

　　美国的“中国责任论”的含义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中国正在崛起，但还不是个充分负责的国家，中国应该承担与其实力相称的责任，从而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这句话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认可中国实力上升的事实，并把中国列为大国。美国认为，中国“浓缩了亚洲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初划时代的事件之一”。 但是，对未来的道路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还是相反，中国还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正是在这一意义，美国认为，中国还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第二，认可中国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合作迹象。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在二三十年里，中国已经摆脱贫穷和孤立，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以前反对全球机构;如今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和世贸组织的永久性成员”，“美国对保持和平发展承诺的中国的崛起表示欢迎”。 2007年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提交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越来越遵守国际规则、机制和准则，尤其在国际贸易和安全领域，并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中国还不是一个充分负责的国家，“中国的过渡还不完全”，还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中国还必须努力“像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样行事，履行其承诺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促进为其成功提供条件的国际体系”。

　　美国对中国的责任期待内容很多。具体说，经济上开放市场，增加内需，改变中美贸易逆差关系;政治上加速推进政治改革，实现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军事上增加军事透明度;外交上帮助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及热点问题，如朝鲜、伊朗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环境上减少废气排放量使之符合国际排放标准，等等。就其本质而言，美国的“中国责任论”就是要以美国模式来塑造中国，并要求中国与美国合作来共同维护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尽管这表现出美国的天定命运的傲慢，但是，与“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表现出美国的合作意愿和姿态。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把握的好则可以乘势加强中国责任大国的形象从而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把握不好则可能或损失自身的形象实力或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范围从而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责任大国形象的建构及其挑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开始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步积累，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发展已经开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关注的反应之一。与此同时，希望中国做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的呼声也开始出现。在这一国际环境下，中国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开始了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历程。在战略理念上，中国先后提出了“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体现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观念，体现出中国负责任姿态和维护国际秩序的良好意愿。在实践层面，中国更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制度。从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看，1994年中国参与的数量是50个，与1982年相比增加了26个，但是到2002年，中国参与数量达到163个，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政府间组织，成为少数几个参与国际组织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其次，中国积极参与朝鲜半岛、伊拉克和伊朗等地区危机的解决，并努力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的积极斡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再次，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积极与美国合作，对美国在物质和道义上给予大力支持配合。在周边关系上，中国积极实践新安全观，倡导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博鳌论坛，发展与东盟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关系上，中国积极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同时积极发展对外经济与技术援助，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总之，从理念到实践，在实力提升的基础上，中国已经在树立责任大国形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定认同。可以说，目前兴起的“中国责任论”正是在对中国实力与责任某种认同的前提下才出现的。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树立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也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第一，体系大国与责任大国的冲突。 作为体系大国，中国外交的任务就是维持大国的地位，为此，必须以保护和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目标，以维护主权独立下的经济与军事利益为核心利益。而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要求中国以维护国际秩序为外交目标，而不是仅仅考虑综合国力的得失和相对利益。两种身份要求存在着矛盾。第二，维护体系秩序与修正体系秩序的冲突。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主要工作是低调融入国际体系，并逐步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但是，中国的责任定位不仅在于维护，而且在于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国际秩序。那么维护和修正之间如何找到恰当的结合点，而不至于与现有的国际体系发生对抗性冲突。这需要掌握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平衡术。当然，这种平衡术的运作不是中国单方面的责任，美国更是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三，在价值观与利益再分配层面，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容纳中国加入国际秩序。美国在对中国的责任要求方面，表现出强硬的单一价值观诉求，这种价值观诉求是美国不可妥协的“十字军东征”精神的真正体现，还是隐藏着深刻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这一点很难区分。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逻辑，如果美国不能在这两个方面对中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妥协，而单方面要求中国对美国负责，对美国妥协，这将是中国构建责任大国形象的最大挑战。

　　中国的国际责任战略框架

　　无论是从当前外部“中国责任论”的压力看，还是从中国自身构建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与挑战看，都迫切需要中国领导人和学者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的全球责任定位问题。根据以上国际国内压力与挑战两方面的分析，中国的国际责任定位可能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与美国积极沟通和磋商，争取双方达成更多相互谅解与必要的妥协。中国责任论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结构性矛盾也在于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而缓解安全困境的唯一途径在于多沟通多协商，通过种种场合的互动，逐步在相关问题领域达成共识或谅解，甚至建立战略互信。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本身也在积极构建责任大国的形象。在这一原则性框架上双方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双方的对责任大国定义上存在着差别。这就需要中国利用一致性原则框架的一致性，在具体问题上与美国展开积极对话、沟通、磋商和必要的相互妥协。这一方面中美双方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不够，仍需继续努力。

　　第二，体系大国优先于责任大国。责任能力往往以体系大国为基础，只有自身实力强大才能更好的成为责任大国。在此要注意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本身还很落后。所谓的中国GDP冲入世界第四，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很大程度上只是个数字游戏，而不能真正反映中国与其它强国的实力对比。以外汇贮备为例，西方国家普遍实施“藏汇于民、藏汇于物”，而中国实施强制性结汇的金融制度，企业在海外赚的大部分外汇得卖给中国银行，国家定期公布外汇储备金额。所以，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在官方，民间很少。2006年，日本和美国的民间外汇分别是3万多亿美元和9万多亿美元，这些政府是不予过问的。同期中国的民间外汇贮备只有1600亿美元。到2006年底，我国官方外汇储备为10663亿美元，而截至2006年9月，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为8486亿美元，表面上看中国多于日本。但是，算上民间贮备，美国和日本实际的外汇贮备要比中国多得多。第二个事实是，美国的“中国责任论”反映了美国的利益需求。美国的利益在于通过转移责任降低其霸权成本，从而更长久的维持其霸权周期。从目前看，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大国来说还非常虚弱。中国的主要责任在于发展，强壮自身实力的国内责任大于分担体系运行成本的国际责任。如果陶醉于美国送给中国的“责任大国”的荣誉光环，过早过多的承担中国目前实力所不济的责任，势必影响发展，从而最终影响中国的责任追求。

　　第三，地区责任大于地区外的全球责任。经营好周边是中国的安全之基。这可能是指导中国国际战略的一项长期原则。首先，中国还面临着国家统一的难题。而台湾问题能否顺利解决，主要看中国与周边国家能否建立良好的关系，而必要的地区责任有利于中国改善中国的周边关系。其次，从中国的实力看，中国只能算作一个地区大国。再次，从中国的地缘环境看，中国很难成为海上强国，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只能谋求地区大国地位，承担地区性责任。最后，从地区现状看，中国周边还潜藏着很多矛盾与冲突。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南亚次大陆的紧张对峙等等，这些地区潜在冲突都与中国有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及安全利益，考验着中国责任大国的智慧和能力。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中国构建责任大国形象的根基。

　　第四，慎言慎行，不主动承担责任，更不要去抢美国人的责任。历史经验表明，不承担责任受到指责的危险要远远小于主动承担过多责任的风险。一战前的德国因主动和过多的承担责任被视为野心勃勃而遭到欧陆国家的围堵。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腾飞而急于承担责任而被美国视为一个可尊敬的敌人来制定其行动纲领。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的国家，由于其霸权地位而对其它国家实力的增长非常敏感。当他意识到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可能赶超美国时，他就会尽可能夸大该国的能力与潜力，使其成为假象敌而凝聚美国的力量。所以，中国必须时刻意识到美国的这种霸权心理，避免因主动承担责任而招致美国对中国的敌人意象。

　　第五，多谈维护体系责任，少谈塑造体系的责任。维护国际体系表示中国要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这是美国欢迎的。塑造国际体系，表示中国要改变国际秩序，这势必继续刺激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少谈不等于战略上放弃中国的理想追求。从实际效果看，融入与塑造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充分的融入过程塑造就在不知不觉的发生;另一方面，只有先充分融入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后，才能以和平的方式塑造国际社会。在融入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循序渐进地进行政治改革。在普适性价值观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具体道路选择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不能照搬模式，避免造成内部动荡和混乱。

　　（责任编辑：王慧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