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应吸纳民间力量

　　近日，国家文物局在其官网对文化保护问题进行了明确表态：一些地方以“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等名目，拆毁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保护单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所谓的“维修性拆除”来自于北京东城区文化委，其在向北京市文物局解释梁思成林徽音故居在新年“历险”时，用了这个说法。而重庆的蒋介石行营被拆后，当地文管部门回应称是“保护性拆除”，这两种说法引起舆论哗然。

　　毋庸置疑的是，梁思成故居完全具有文物保护价值，根据现行文物保护法，它毫无疑问应该是“不可移动文物”。早在2009年，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就明确表示：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界定，应该由地方文物部门向同级政府申报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依法严格保护。2010年年初，梁故居被国家文物局明确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

　　2009年，梁林故居的一些房屋已被拆除，后来经过媒体和民间文物保护人士的努力，才被制止。在国家文物局表态后，北京市文物局当时表示，虽然没有出现在目前已有的“挂牌保护院落”的名单中，但是具体院落的保存现状、建筑价值的具体评估、鉴定工作还需东城区有关部门进行。显而易见的是，由于相关申报工作似乎进展缓慢，于是又出现了今年新年所谓的 “维修性拆除” 一幕。

　　坦白说，以目前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地方的规划部门与文物保护部门“隔行如隔山”，两个部门职能不同、二者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沟通机制，但是现实工作中却常会发生交叉。就文物保护而言，假如文物保护部门没有一种专门的监管权力，那么文物保护就会出现像梁林故居那样的惊险。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比如四川和陕西等地，让文物行政部门拥有否决权：介入土地一级开发，有权提出禁止、限制开发的意见，土地只有取得文物部门的许可才能进入市场流通。在2009年，相关建议也提出，北京应尽快让文物行政部门拥有对工程项目的否决权，介入土地一级开发环节。这么做的可行性已经完全不存在问题，只是看地方对文物保护的决心和重视程度如何了。

　　或许一些地方政府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 “不可移动文物”可能很多。他们担忧，给文物保护部门过大权力，“城市化蓝图”会受到影响。常常是民间舆论来捍卫和保护文物古迹，而文物部门马后炮的时候多。这种文物保护的方式不是长久之计，虽然保护了文物，但是这种应对方式会有损政府职能部门的公信力，而且保护方式没有制度化。故宫最近宣布，今后故宫76%面积对外开放，到2016年全部办公区迁出故宫红墙。这也是因舆论强烈质疑才将占用故宫这个老难题得到解决。

　　坦率地说，文物保护工作可以考虑更大力度地吸引民间力量。学者葛剑雄曾建议修改文物保护法，一方面是文物市场能量巨大，有收藏能力的文物爱好者和机构却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是有关部门文物堆积如山，经费有限，保管无力。要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是修改文物保护法，将文物的所有权和保管权区别开来。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思路，可以考虑让一些有实力的民间机构、市场力量来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只要他们不以赢利和收费为目的。

　　比如广州的万亩草堂，是康有为19世纪末在广州创办的重要学堂，修缮后由万木草堂文化传播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免费向公众开放。如果相关部门的“鉴定、申报、研究”需要花费太多精力而进展缓慢的话，那么将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国有）和管理权分开，或许是个有效可行的保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