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权力在于“选择”

作者: ■本报评论员王义伟

　　大约十多年前，笔者和一位银行高管餐叙，对方向笔者介绍一个之前从未听过的英文词组缩写：OPM（Other People’s Money），别人的钱。这位银行高管说，做生意用自己辛苦攒来的钱，是天底下最笨的方法，聪明的人都是用别人的钱做生意。别人的钱，既包括银行贷款，也包括从亲朋好友或民间放贷者那里借来的钱。

　　那次谈话之后不久，笔者就进入新闻行业，从事经济新闻报道。虽然天性愚笨、见识成长缓慢，但接触企业家多了，也有一些感悟。就钱的问题，有两点感悟最深：其一，笔者所接触的企业家，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在用别人的钱，或者银行贷款，或者民间高利贷，不一而足。原因无他，企业要立得住脚，不被淘汰，必须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对资金的需求会越来愈多。其二，每一年，都有企业破产，也有新的企业诞生，所谓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成千上万家大大小小的企业生生死死的过程。相对于企业死亡的比率，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并不高。

　　当然，还有第三个感悟，和笔者的行业有关。

　　这一点非常重要。

　　西方人将媒体称为第四权，是三权分立之外的又一方势力。这是一个假命题，笔者在之前的评论中已经说明过。笔者想说的是，媒体，或者更准确地说，信息发布方，确实是有权力的。

　　媒体的权力体现在哪里？笔者认为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选择。

　　同样是一场时装发布会，同样是拍摄了300张照片，甲报的编辑刊发了模特风姿绰约的照片，乙报的编辑刊发了模特跌倒出丑的照片。这就给读者两种完全不同的印象。对一个案件的采访，因为对当事双方观感不同，或者有其他特殊的原因，不同的媒体、不同的记者，会写出不一样的甚至倾向性完全相反的报道。

　　这就是媒体的权力所在，信息发布者的权力所在。

　　如果一位记者的心歪了，笔头就歪了，对报道材料的选择就会有偏差，就会误导受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主管部门一再要求新闻报道要公正客观，对假新闻的处理一直是非常严厉的。

　　话题回到吴英案。

　　笔者认为，从一个适当的角度看，浙江省高院和媒体，都是信息发布者。浙江高院是通过判决书对外发布信息，媒体是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络发布信息。

　　判决书有一套格式，除了在最开始说明原被告双方的姓名、职业等信息，另有五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原告诉称，叙述原告说了什么；第二，被告辩称，叙述被告作何辩解；第三，本院查明，叙述法院认定的事实；第四，本院认为，叙述法院的判案过程；第五，判决如下。

　　新闻报道也有一套格式：首先是投诉者向本报投诉，出了什么事，有点类似法院的原告诉称；其次是记者访问另一方新闻当事人，类似法院的被告辩称；第三是记者观察，类似法院的本院查明。

　　当然，新闻报道是不能有记者认为的，更不能有记者判决。如果记者有意见要表达，可以发表署名评论，比如写一篇“吴英案请刀下留人”之类，这是要文责自负的。

　　在吴英案中，浙江高院的判决书，一定是行使了选择权的，否则，这份判决书至少要写10万字，三天三夜读不完。

　　报道吴英案的媒体，也是行使了选择权的，否则，报纸拿出100个版面，也报道不完。

　　但是，法院的判决书只有一份，媒体的报道则铺天盖地；判决书是浙江法院作出的，一般猜测，法官应该是浙江人，是吴英的同乡，新闻媒体则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数和吴英没有关系。

　　笔者坚信，99%以上的记者，在这件事情上，心不歪，笔头也没有歪，他们最大限度地、公正地行使了选择权，他们最大限度地向受众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吴英案。

　　如果一位受众将所有报道浏览一遍，他（她）就会发现，通过媒体了解到的案情，要比判决书全面得多。

　　关于剥夺一个人的性命，我们的祖先有两句格言：第一，“国人皆曰可杀”。这种人都是民愤极大者；第二，“死个明白”。这一般是杀人者说的，我要动手了，动手前告诉你前因后果，让你死个明白。

　　吴英这个小姑娘，国人皆曰可杀吗？浙江高院宣布动手的判决书，你看得明白吗？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