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毕加索中国大展掀动东西方艺术流变故事

　　

　　

　　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研究员，文化部《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主笔、统筹人、博士生导师西沐做客中国经济网“文化名人访”。王岩/摄

　　原题：世界的毕加索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2012毕加索中国大展掀动东西方艺术流变故事

　　作者：西沐

　　2012毕加索中国大展将于2012年2月28日至2012年5月1日就要在成都举办了。毕加索被公认为是自20世纪百年来最具魅力的艺术家之一。本次展览共展出56幅他的真迹，还有记录毕加索生命历程难能一见的50幅高清照片，以及毕加索的影像纪录片，全方位呈现毕加索艺术的整体脉络与人生的发展脉络。展品涵盖了毕加索“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立体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可谓是盛况空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毕加索不仅是西方文化的符号，更代表了西方现代艺术的高峰。其实，我们更愿意说毕加索是世界的，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可能人们更容易忽视的是，世界的毕加索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毕加索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毕加索的意义当然不止于他自己创作了这么多作品，留给了人类这么丰厚的一笔文化遗产，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生中不断发现，不断变革，不断创造。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艺术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都具有重大意义。事实上，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是人类架构世界秩序，谋求福祉的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取向。

　　在毕加索生活的时期，中国也出现了李可染、张仃等一批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也在为寻找中国画新的语境而不懈地努力与探索。中国的传统绘画到了清末已走向了迷蒙。为此，李可染、张仃、罗铭等人，选择用以写生为主的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画，这与同时期的西方绘画的探索是反向的。此后，张仃先生对于西方艺术也有很多新的借鉴，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德国的包豪斯，另一个就是毕加索。所以，后来就有人说张仃是“毕加索加城隍庙”，实际上，张仃的艺术探索并不是这么简单。据李庚回忆：当年李可染先生曾说，张仃领导的工艺美院的体系与理念，将来会主宰中国的绘画。张仃当年和李可染私下里谈得最多的就是毕加索及其艺术，他们想要解构毕加索的艺术，把它一步步分解开来，然后加以吸收、消化。从这些事情来看来说，中国画家和毕加索也是又远又近的关系。

　　毕加索对东方艺术十分向往，在他晚期诸多作品中，可见他深受东方绘画艺术影响的痕迹。毕加索崇尚中国艺术，对中国人民一直很友好，中国艺术家与毕加索有许许多多的互动与交流，不少都已经传为佳话。但毕加索的存在，对于20世纪的中国艺术界始终是一个困惑，怪诞艺术，法共身份，以及阶级属性与难以理解的画风。

　　在这期间，张仃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据记载，张仃1932年在北平美专读书时，年仅16岁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毕加索的画册就被震撼了。“蓝色时期”和“粉红色时期”毕加索那些表现下层人生活的作品，引起了正处于苦闷和焦虑中的张仃的强烈共鸣。在重庆，1940年毕加索立体主义后的第一幅作品《椅子上的黑衣少女》(1937年)张仃看后，兴奋地说：“我看见一个少女的正面与侧面，经过概括了的，化了妆的，明艳照人的脸，长长的睫毛，长长的黑发，黑上衣，花格裙，典型的法国美女。如用古典的方法描绘，顶多不过是一幅时装广告而已——毕加索用最现代的方法，画了最现代的美女典型。他是冷静分析，大胆概括，热情表现。”上世纪50年代初，张仃多次被委以重任，出国主持了多个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到过苏联、瑞士、捷克、波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这使他有机会接触欧洲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了解世界美术的最新态势。但张仃1956年的巴黎之行却显得不同寻常，他预感到有可能见到毕加索，为此，准备了自认是最好的礼物——一对珍藏多年的民间门神版画。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期间，张仃奉命加入到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中，于是他提议：拜访毕加索。当代表团来到毕加索的居住地后，张仃为毕加索准备的礼物——一对门神版画，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送出，他只好将另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礼物——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送给了毕加索。这份礼物使毕加索很受震撼，以至于张大千去拜访毕加索时，他脱口而出：“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随后展示了他临摹齐白石的水墨习作。

　　1957年张仃调任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这一时期，他用中国画大量临摹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等人的作品，就是要“通过实践，来经历他的美感体验”。20年后，中国绘画界崛起了一个名为“云南画派”的艺术流派，其成员有袁运生、丁绍光等人，其中大部分为张仃先生的弟子。十多年后的1983年，毕加索原作在北京公开展出，张仃后来写的长文《毕加索》，开篇就呼吁，要以“绘画特有的语言”去理解毕加索，“首先要不抱成见，不要怀疑一个伟大艺术劳动者的真诚”。由于张仃对于毕加索的认知，使他所领导的工艺美院有毕加索在中国影响的影子。张仃的这种思想也在学院的教学及学术会议上潜移默化地体现出来。张仃将包豪斯的思想加入学院工业造型的教学上，将毕加索的思想与平面设计的教学相结合，使设计逐渐抽象化、艺术化。

　　当然，研究毕加索就不能忽视其背景与发展脉络。毕加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在世纪之交那个时期，西方由自由资本主义正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换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旧的资本主义文化与文明的格局也正面临崩溃，可以说各种思潮不停地激荡蔓延，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苦闷和压抑，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更加激发了文艺思潮的活跃、敏感与骚动，他们焦虑地寻找着抗争现实与情感发泄的形式与出口。于是，就有了毕加索及其艺术的表现。

　　同时我们还要讲，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艺术是西方当代艺术的“起爆器”是有缘由的。解放以来，毕加索及其艺术对中国的影响可用巨大来表示。据说在毕加索晚年的时候，曾多次提到齐白石。毕加索曾在一次和马蒂斯的亲密谈话中说到(这段谈话后来被他的夫人记录了下来)，“我们搞了很多的现代艺术，突然发现在我们现代绘画的前面站了一个人，那人手拿一支毛笔在画画，他就是齐白石。他竟然站到我们前面去了。”马蒂斯听后也表示赞同。当时，齐白石也知道毕加索，他曾说：我知道毕加索，但我不学他，他画的和平鸽是飞在天上的，我画的是站在地上的。

　　据文献记载，梵·高在临死前有一本日记。日记里写到，“绝不是几个印象派的画家喜欢日本文化，而是因为以浮世绘为代表的亚洲文明直接产生了印象派。”梵·高是一个倔强而真诚的艺术家，他不会说假话，不仅仅因为他曾是个牧师。后来许多学者在将浮世绘和莫奈的作品对比后，惊人地发现莫奈的一些风景作品，就是在模仿浮世绘的构图。莫奈当时的居室里，墙上挂的没有一张西方的绘画作品，几乎全是日本的浮世绘。而当人们在考察莫奈和梵·高所收藏的浮世绘作品中，竟然还意外地发现了中国的《芥子园画谱》。

　　法国人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实际上也是其对于亚洲文明的关注。葛饰北斋是日本浮世绘三大师之一，他曾说，“我绘画的启蒙就是中国的明式版画和《芥子园画谱》。”日本浮世绘后来也被学者认为是源自中国的彩色饾版印刷(水印木刻)，而后才逐渐演变成日本庶民文化的代表。在文化的继承上需要方方面面的素养，这也使得毕加索同时代的年轻艺术家，为了开阔自己的视野，才会找到日本艺术这个东方文化的窗口。因此，毕加索的艺术也似乎可以进一步论证——东方文化是西方现代主义产生的一个“起爆器”的观点，这虽然不是定论，但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学术线索。

　　我们既不要盲目自大，更不要妄自菲薄，东西方艺术需要在交流中而不是在对抗中有更多的发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毕加索来到中国，我们除了要了解、认识、反思之外，别忘了一个基本礼数，那就是向毕加索致敬！

　　(西沐系2012毕加索中国大展组委会学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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