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政模式：身份的焦虑

　　洪偌馨

　　[ 因为缺少“身份”，掌政中心难以通过银行、政府、财政等获得“三农”贷款与补贴；因为缺少“身份”，“掌政人”因为可能会随时被“取缔”而惴惴不安；因为缺少“身份”，“掌政模式”的未来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 ]

　　2007年11月，一个名叫“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下称“掌政中心”）的非银类金融机构在银川掌政镇挂牌成立了，注册资本金500万元。

　　截至2011年末，掌政中心累计为4780户农民提供了贷款，累计贷款金额1.1亿元，帮助这些农户人均年收入增长1000多元。

　　作为宁夏地方金融改革创新的典范，掌政中心接受过王岐山副总理的视察，也获得过“世界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的肯定，前来学习的机构、报道的媒体更是不在少数。

　　然而，五年过去了，载誉无数、备受肯定的掌政中心却始终没能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这也令“掌政模式”的未来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从零开始的“掌政模式”

　　掌政中心的独特性质决定了他们没有任何可借鉴、可效仿的对象。“白纸上作画”，回忆起当初的情景，董事长康永建如是描述道。

　　由于掌政中心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农民的贷款难问题，所以一开始掌政中心就将所有的资本金都用于发放农贷。

　　“因为农户的承受能力有限，我们给的利率都是很低的，最后的收益连覆盖成本都很困难。再加上资本金比较少，刚开始的时候维持运营都很艰难。”掌政中心农贷部总经理乔磊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但是，再困难也不能赚农民的钱。”乔磊向本报记者介绍说，为了增加收益，掌政中心又增加了“商贷”业务，服务对象还是农民，只是贷款是用于一些经营性用途，而非农业生产。

　　乔磊进一步解释道，因为农民的贷款是有季节性的，春耕秋收，秋天收了粮食就还贷款，而冬天这段时间里农民是不太用钱的。所以，在满足农民基本贷款需求的条件下，如果账面还有盈余，就会用于投放“商贷”。

　　“平时，‘农贷’至少要占到80%，而冬天时可能变成60%~70%。迄今为止‘农贷’累计发放了约5000户，累计金额1.2个亿。”乔磊说。

　　随后，掌政中心又设计了一套“阶梯式差别定价机制”，基于政策、经济、风险、合作历史等因素，对于不同的贷款形式、贷款种类和贷款额度，采用“基准利率+浮动利率”的方式确定最终放贷利率。

　　根据掌政中心2012年2月15日最新的贷款利率表，10000元以下的“一般生产和生活消费类”6个月期限的贷款，月息1分左右。而10001~30000元的“生产发展和创业类”贷款，6个月期限的月息就为1.1分左右。

　　然而，收益情况刚刚得到缓解，掌政中心又面临了新的问题。

　　“从名字也能看出，‘物流’原本是我们的核心业务。这几年一直在摸索，但刚开始时受到了很多挫折。”乔磊告诉本报记者，最初尝试过“实”的物流，例如引进航天辣椒这种新品种，然后免费提供给农民试种，并承诺保底收购。“这样一来，我们要实际去承担风险，包括产供销，等于帮农民担了一个很大的风险。这对掌政中心的人手、资金都是巨大的考验，专业性上也难以保证。”乔磊说。所以后来，实实在在的“物流”服务就被“农资物流信息服务”所取代了。

　　乔磊认为，物流信息调剂也是掌政中心金融服务的延伸，帮助农民掌握更加准确和先进的农资信息，对于发放和回收贷款都是有利的。

　　至此，掌政模式的雏形就初步诞生了。

　　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曙光教授在调研过“掌政模式”后将之总结为：以农民资金互助合作为基础，以社会民间资本为主导，以市场化运作机制为保障，以扶贫性金融为手段，农民信用合作、商业性小额贷款、农资物流信息调剂“三位一体”的商业化可持续的金融反贫困框架。

　　“身份”不明的尴尬处境

　　余力（化名）是掌政中心的第一个客户，当时冲着“入股100元就可贷出2万元”的“诱人”条件成为了首批股东。

　　五年了，掌政中心伴随着余力的事业一起成长，他从一个只有十几只蛋鸡的小养殖户，变成了如今拥有两辆起重机、6000多只优质品种鸡，和一个小杂货店的“大老板”。

　　但是，即便是余力也说不清楚这个一路帮助他的机构到底是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农民的，可以给我们贷款的‘地方’。”他这样告诉记者。

　　不仅是农户，连掌政中心的员工有时也为自己的“身份”犯糊涂。“我们不是小贷公司，但每次金融办举行相关的交流活动都会请我们去做代表发言。但是，我们又不招其他小贷公司待见。”掌政中心商贷部总经理马小芳很无奈地表示。

　　“为什么坚持做了那么多支持‘三农’的工作，却得不到基本的回报。为什么获得了那么多领导的认可、农民的支持，却换不来一个‘身份’。”这个疑问困扰着所有“掌政人”，也是本报记者在银川采访期间被谈及最多的问题。

　　王曙光在其《金融减贫》一书中写到，掌政中心在业务和经营方面，具有农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合二为一的特点，但在注册形态上又为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尽管掌政中心做的全部都是涉农贷款，服务的客户全部都是农民，但它仍然与任何“三农”补贴都拉不上关系，就连银行每年一定的涉农贷款也申请不上。目前，掌政中心还是按照公司类别的标准，每年上缴税费五十几万元。

　　“这笔钱能解决多少农户的问题啊。”乔磊每每提及此事都很难过。又到春耕时节了，资金变得异常紧张。本报记者对他的采访数次被电话打断，“保春耕，保春耕”是他重复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身份”不明成为了掌政中心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因为缺少“身份”，掌政中心难以通过银行、政府、财政等获得“三农”贷款与补贴；因为缺少“身份”，“掌政人”因为可能会随时被“取缔”而惴惴不安；因为缺少“身份”，“掌政模式”的未来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

　　未来发展的艰难探索

　　2012年的“1号文”让康永建又一次看到了希望。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发展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并鼓励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开展直接融资，积极发展涉农金融租赁业务。

　　“尽管现在有很多农民股东表示，愿意出更多的钱和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具有一定实力的公司入股会更利于掌政中心的发展。”康永建向本报记者表示。

　　但他认为，尽管有了《意见》的政策导向，但实施细则并未明确。就算真的可行了，找寻一家有实力又具有社会责任感，还愿意坚持做“三农”金融的公司实在是太难了。

　　对于掌政中心的未来，跟踪调研它五年的王曙光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王曙光认为，相比直接转为村镇银行或者小贷公司，已经在当地运行多年、积累了良好声誉和重视客户群体的掌政中心，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模式来鼓励其转型和升级。

　　经过研究和论证，“农村社区银行应该是掌政中心这样的草根金融机构的一个理想发展模式。”王曙光在《金融减贫》的最后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