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是世界有效减贫的发动机

　　唐学鹏

　　 近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令人鼓舞的全球减贫数据。在2005-2008年期间，各个发展中地区的贫困人口比例和人数都出现了显著下降（贫困线是按照每日1.25美元标准）。

　　 减贫的重头来自亚洲，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81年贫困人口占比为77%，现在则为14%。中国的表现令人鼓励，它使5亿以上的人脱贫。另外，成绩最显著的是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世界上最穷的地区，现在它的贫困人口降低到了一半以下。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呢？是不是国际社会通力协作援助捐助的结果呢？答案并不在这里。中国和印度是减贫最卓越的国家，它们克服贫困的法宝却是经济自由和资本积累。比如中国在1980年代瓦解了过去的土地制度，采取了土地个人承包，让农民获得财产权。财产权利的有效保护自动增加了财富，农民比任何时候都辛苦劳作、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也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知识和人力资本。印度则逐渐取消了政府的许可证管制，降低了财产权的交易成本。简单地说，保护产权、鼓励交易、融入世界贸易，这些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成为减贫最有威力的武器之一。

　　 很多做法又是相互促进的。比如中国非常热衷于基建，非洲也开始学习。中国和非洲经济关系的拉近，使得非洲人摆脱了西方社会伦理说教，受到中国“发展的哲学”的启发。世界银行曾做过一个研究：便宜的自行车进入非洲家庭，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率。非洲家庭买得起自行车，但是问题在于，乌干达和坦桑尼亚都没有像样的道路，西方人并不愿意为它们修路，中国则不同，中国人通过贸易互惠的方式，鼓励非洲人对基建进行投资，其效果显而易见。

　　 一些本地性的社会创新也对减贫带来正面效果。比如孟加拉开创了提高穷人金融度的小额贷款，它使得穷人也拥有了某种应急的资本通道。肯尼亚的Safaricom公司发明了“手机银行”，使得原本没有资格去银行开户的穷人也可以利用手机方便地操作现金划账。水资源管理的创新也帮助了斯里兰卡的农民，比如升级了斯里兰卡瓦勒韦左岸的灌溉系统，它改善了农民的风险承受水平。

　　 一些西方NGO组织的关怀介入，也有一些效果，比如对非洲一些传染病的控制，例如为孩子提供减少贫血和营养不良的健康计划，直接花费是很低的，一个小孩每年只需要50美分，但是中间成本很高，即NGO人员在非洲活动的成本。

　　 西方社会主导的国际捐助计划则乏善可陈。捐助国是将捐助钱和本国商品“捆绑”的，捐的钱只能买该国的东西。比如美国捐给美国抗艾滋的钱必须购买美国药商昂贵的药物，不准进口便宜的印度药物。它反而扭曲了价格体系。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捐款而不像中国通过给非洲植入“商业精神”的做法，它其实将主导权交给了非洲的独裁者。西方人同独裁者打交道的密切要远远超过中国人，只不过在西方媒介的话语权下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