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吠扰邻”罚款会不会成为立法秀

　　□ 本报评论员 李 迩

　　如果爱犬狂吠不止，将可能吃到500块大洋的罚单！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昨起正式实施，条例对一些市民意见较大的噪声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市民在养狗、改装机动车以及不按规定时间装修将处以500元至3000元不等的罚款。

　　对市民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用立法的形式予以规范，用法律的刚性来约束一些扰民行为，显然是件好事，但是现在把“狗吠扰邻”也列入法律处罚的范围，我们却多少有些担心，这样看起来很美的法律条文是否真的能够得到执行？会不会最终成为管理部门的一场秀呢？

　　从以往的经验来，取证难，执行难是处罚“狗吠扰邻”的最大障碍，从控烟到养宠物，我们都曾经立过很多看起来很美的法律，但事实上却几乎都没有执行过，最终沦为摆设，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更是让市民对政府，对监管失去信心，甚至直接影响大家对法律的尊重。显然，我们不希望有关部门在“狗吠扰邻”问题再走之前的老路，政府应该清楚立法上不是为了让人叫好，更不应该成为某些部门博取眼球，捞取政绩的工具。

　　就制定“狗吠扰邻”罚款这样的法规而言，我们不否认立法部门希望通过法律威慑力来解决“狗吠扰邻”这一难题的良好愿望，但正如我们之前说的那样，愿望仅仅是愿望，百姓看重的是实际效果。我们不知道相关管理部门在立法时有无测算过，执行这一法律条款需要多大的执法成本？需要多少执法人员？动用法律资源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知不知道如果最终执法资源配置不到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法律成为纸上条文，不仅失去应有的威慑力，甚至是直接伤害到法律本身的权威与尊严？

　　我们都知道，法律是社会的底线，是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石，它是有刚性和强制约束力的，任何人只要逾越了法律底线，违反了法律规定都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不能为了让政府免责而立法。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在考虑立法时，应该是基于某些需要规范调整的事实或行为，并且经过调研形成一定的共识，认为只有法律能够调节这些关系，且执法资源也能够支持这样的关系调整，我们才能去立法，而不是想当然地去立一些中看不中用的法律。

　　现在立法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倡导式立法，倡导人们该怎么做，而不是要求人们怎么做，像这样法是不应该立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让法律成为“无牙老虎”。如果立法的时候觉得我们期待的模式难以实现，那政府应该做的不是推动立法，而是推动社会形成共识，在形成一定共识，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行为后，才能去考虑立法。

　　事实上，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邻里之间的问题，除了法律之外还有很多路径。比如说，借助民间力量，运用好社会组织，让各种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律自治等作用，往往能起到比法律约束更好的作用。说来说去，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道德约束，或是社区自治，关键的一点都是要形成共识，只有形成社会共识，才可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底线，社会才可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