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改革试验：GDP不再代表幸福

　　龙飞

　　“长期忽视经济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给“乌坎村事件”做批示时，曾如是总结。这就是汪洋主政下的广东实况，虽然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但“最穷的地方在广东”；过去“拼汗水、拼资源”的发展模式又到了瓶颈。更要命的是，过去20年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积累的恩怨，开始转变为社会矛盾，2011年广东发生了数起冲突事件。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汪洋背负的是“先行”所以必须“先试”的压力：从经济转型开始，到推行政体制改革；从“双转移”推动发达地区“腾笼换鸟”、落后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到“筑巢引凤”，强调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作为广东未来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在汪洋眼中，“小政府大社会”是未来经济转型的基本前提。简政放权、自上而下地破解行政壁垒；解放思想、大部制、放权强镇，加强法制，以法制治贪打黑。其实施的一系列改革试验，目的就是要建设“中国第一幸福大省”。

　　乌坎村试验

　　在矛盾发生后，将抗战领袖任命为村领导，并让村民自主选举村民代表，“很可能是第一次”，其意义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汪洋被普遍视为中国最开明的高层领导人之一。”《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如是表述。这源于去年12月的一场冲突事件，与其他群体事件相仿，这也是一场关于土地与村民生计的冲突。

　　早在2011年9月21日，上千名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的村民，喊口号、拉横幅集体游行至陆丰市政府，反映的是当地侵占土地、干部选举不公等问题。当天下午事件演变为冲突，愤怒不已的几百名乌坎村村民砸了村委会的牌子，并破坏了村周边涉事企业的设施。随后民警介入，第二天事件演变为警民冲突，十多名民警受伤，6辆警车被毁。

　　其后陆丰市政府启动紧急预案，并表示认真调查村民提出的土地、官员选举等问题。至11月，工作组向村民通报了调查情况后，村民对此并不买账。11月21日，新一轮群体事件又发生了。这次400名村民再次聚集，前所未有地打出了“打倒贪官”、“还我耕地”等标语，事件被当地政府平息。没想到10天后，“9·21”事件的一名主要人员薛锦波被刑拘，两天后在看守所死亡。

　　事态进一步扩大，村民赶走了所有村委干部，自发选举出“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因为害怕政府进村抓人，村民自发“封村”，在村里设置路障，派人日夜巡逻。事件初期，乌坎村陷入停水停电的境地。

　　到了12月20日，事情终于有所缓和，当天广东省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着汪洋的批示来到乌坎村。

　　让国内外舆论颇为愕然的是，村民的需求首次得到了承认和重视，政府同意了村民公平选举村民代表的要求。2012年1月15日，乌坎村召开党员大会，曾在乌坎事件中带头组织，并一度列入犯罪嫌疑人名单的林祖恋被任命为村党总书记；参与示威的洪睿超，是被警方拘捕的五人之一，也成为选举委员会成员。2月11日，乌坎村通过村民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推选村民代表，并选举7个村民小组的组长。

　　2月中旬，来到乌坎的记者发现，一度剑拔弩张的乌坎村重归井然，干净整洁的街道、笑意盈盈的村民、兴高采烈的孩子，已难以看到两个月前如临战场的硝烟味。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看来，这一事件的意义非凡。“因为这同时满足了民众表达争取利益权利，以及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问题的双重需求。”其认为，在矛盾发生后，将抗战领袖任命为村领导，并让村民自主选举村民代表，“很可能是第一次”，其意义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新一轮改革

　　一切都必须立足于继续改革。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

　　在类似乌坎村的群体事件中，广东表现出的宽容与克制并非第一次，2011年6月，增城市新塘镇大墩村的本地治保队员驱赶外地打工者，引发了激烈冲突。事件发生后，汪洋迅速回应：“我省是全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如何做好人口服务和管理，协调不同民族、不同来源地的居民间利益关系，对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2011年11月18日，广州花都区发生了民工讨薪游行示威。数百名民工打出了“还我血汗钱”、“我要吃饭”等横幅。此次游行不仅没有遭遇警方的阻止，警车还在沿途开路护航，疏导交通。有传言这一破天荒的事件都得到了汪洋的特批。

　　在汪洋看来，这些深层次问题难以逃避。就如同他在为乌坎事件做的批示所言：“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矛盾积累的结果，是我们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然结果。”

　　30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但公平问题也日益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群体事件，比10年前增加了3倍多。作为“先行者”的广东矛盾开始日益显现。

　　过去经济的腾飞，绕不开土地、资源、密集劳动力。在广东的农村土地上建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工厂，2011年，仅占全国1.87%土地面积的广东省，却承载着全国1/8的经济总量。民工、失地农民的权益如何保障，日益枯竭的土地资源如何使用，都需要新的解决思路。

　　汪洋认为，一切都必须立足于继续改革。2011年11月，汪洋在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会议上强调：“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

　　2011年6月，在增城新塘事件后，广东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牵头制定组织实施社会工作总体规划和重大政策；协调建立健全群众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数月后，汪洋又宣布广东2012年7月开放社团登记。在他看来，要大力培育发展规范管理社会组织，要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交给他们。

　　在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山大学公民发展中心研究员唐昊看来，特别是在广东这样经济发达的地方，社会需求猛增使得政府的公共服务压力在短时间内骤然增大，仅仅靠政府提供社会服务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多方面需求，因此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

　　自始自终，汪洋都认为政府只管“该管的事情”，要做到“小政府”又是“强政府”，法治无疑是重中之重。

　　因此从2011年开始，广东制定了《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汪洋提出，要力争在“十二五”期末，把广东初步建成地方立法完善、执法严格高效、司法公正权威、法治氛围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法治省。

　　在他看来，健全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是解决深层矛盾的不二路径。汪洋强调，“要加快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用法制保障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同时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让人民群众行使好手中的选举权利，选出信得过的好领头人。”

　　在强调法治之后，广东再举“三打两建”的旗帜，在法治背景下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查办大案的同时，也开始启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这“两建”工作。

　　指挥棒转变

　　这一转变让官员不得不把目光放长远些，民生、科技、生态都变成难以逃避的责任。

　　在为各种行政体制、民生法治补课之前，广东早早就进入经济体制改革体系中。

　　经过30年高速发展后，广东面临的是“土地告急、资源短缺”与“区域失衡、结构落后”并存的状况。一方面珠三角城市的土地开发遭遇瓶颈，深圳、广州、佛山的土地开发强度都超过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广东又有着“全国最贫穷”的东、西、北部山区。

　　与此同时，一边是对外经济的强烈依赖，另一边是传统制造业低利润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广东开出的药方是“双转移”与产业升级。

　　从2008年开始，广东先后成立了36个转移工业园区，按照汪洋的设计，其中的10大重点园区就是广东“双转移”的载体与平台。为了让企业从珠三角转移到这些山区产业园内，广东可谓大手笔。其中包括连续3年给每个园区5亿元财政资助资金，用75亿元支持示范性产业转移工业园建设，用50亿元鼓励全省重点产业在各市间的合理布局，用35亿元培训欠发达地区劳动力。

　　产业转移后，转出地方会否出现“产业空心化”又可以腾出空间发展高新企业。近3年珠三角九市企业数量年均增长7.9%。转出近6000家企业后，引进来的1.87万多家企业中，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占了55%。经济结构悄然发生深刻变化。3年来，现代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占GDP比重年均提升1个百分点以上。

　　年初，广东省发改委公布“广东省2011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汇总表”，今年广东安排的重点项目高达280项，总投资达3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300亿元。无论是总投资还是年度投资规模均为历年新高。而且不同于以往大量的地铁、路桥等基础建设，今年重点项目中，现代产业工程就高达95项，占了总投资的43%。

　　伴随“双转移”的还有新的官员考核体系，这一名为“广东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及考核办法”。在这项体系中，官员的执政作为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经济发展指标仅占30%的权重，4类42个指标中，考察的是包括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这一转变让官员不得不把目光放长远些，民生、科技、生态都变成难以逃避的责任。2011年广东采用上述办法的各市考核中，深圳连续3年排名第一，得分超过90分。其中最重要一项就是“自主创新指数”。“地方科学发展落后，一把手就要挪位置。”这是广东省委在与各地方交流的原话。

　　指挥棒的转变让广东省发明专利授权量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广东技术自给率从53.9%上升到65%；230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共性技术实现产业化，产值超过700亿元。同时单位能耗也在不断下降，2011年前10个月，广东单位GDP能耗全国第二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全国第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