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是一个错误

　　俞天任

　　日本制造业的黄金年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也就是说日本实行修正资本主义路线的时代。

　　所谓修正的资本主义制度，即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税金的方法进行财富再分配，这促进了日本制造业的发达，因为93%的高额税率抑制了高管们的工资和股东的分红，将财富更多地倾斜到工人一方，从而造就了大批高技术的工人。但在修正资本主义逐步被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取代后，针对高管们的高额税率大大降低，企业的高利润就意味着高管的高收入，这让企业的高官们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如何更简单地盈利上，向海外转移生产据点，大大降低人工成本，就成为一种盈利的捷径。

　　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依附于它们的中小企业无法盈利，也就无法再保证其技术上的领先位置，这样大企业反过来也就更加依赖国外的生产据点，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也不是不可能。日本人已经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缺陷，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公开表示，要重新考虑针对高收入者的最高税率问题，但是日本现在有没有敢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领导力量则非常可疑。如果日本政府能恢复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那种强势地位，甚至直接参与指挥某具体行业内的企业的分工和合作的话，日本还会成为一个很令人恐惧的巨人。但这已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最终让日本制造业走入困境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政府。

　　日本没落的直接原因是广场协议。但是广场协议究竟是不是一个美国企图摧毁日本经济的阴谋，很值得讨论。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签订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基本上对其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日本人对广场协议仍然持肯定态度的人反而不少。

　　在1983年日美两国就通货问题开始谈判的时候，双方确实是想解决日本对美贸易不均衡的问题。美国人想的是，日本不能战后40年还靠在美国怀里吃奶，日本应该想办法启动内需。而扭转仅仅依靠出口的经济轨道也是日本政府的心愿，如果能在经济上不再受制于人，日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可以得到增强。事情演变到最后却是日本进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不景气时期，美国也发生了以次贷危机为标志的金融危机，而且最让广场协议的当事者郁闷的是，在这个时期凭空出现了一个他们最不愿意看见的经济大国——中国。

　　广场协议的当事国都犯了错误。美国人不愿意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情来加强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梦想在汇率上做点文章就能解决问题。日本政府的问题是自身没有扩大内需的能力。

　　所谓日本政府，实际上就是指把持着政府的那批高级公务员。日本的高级公务员制度在世界上很有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最值得学习的日本制度就是日本的公务员制度。这个制度很有效地选拔出了一批精英来处理国事，在明治维新以后30年的时间里，日本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岛国通过战胜大清而成为了一个强国，再经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了旧国联的五强之一。日本能以这样的高速发展起来，与其拥有一批高质量的高级公务员（当时叫“高等文官”）是分不开的。

　　日本在战后从一片焦土上重新开始建设，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经济强国，并在20世纪80年代取代德国而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强国，其间原因，还是因为日本拥有一批优秀的高级公务员。

　　但人无完人，日本的高级公务员们实际上也是有缺陷的。他们是搞经济的好手，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只会搞出口型经济，从战前到战后一直是这样。当美国人提出要扭转“强大的美元”的想法时，日本人没做什么抵抗就接受了。不但政治家是这样，就连号称“公务员中的公务员”的大藏省官僚们也接受下来了。

　　俞天任，马甲为“冰冷雨天”，江西长大的上海人，现于东瀛打工谋生。生平喜欢侃大山、打八卦，操心与己毫无关系的闲事。专著《冰眼看日本》、《浩瀚大洋是赌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