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走出“桃姐”之惑

　　连续捧回威尼斯电影节、台湾金马奖重量级奖项的《桃姐》将于3月8日在内地上映，影片由香港本土的个人境遇切入，试图探讨的却是如何老来安生的议题。导演许鞍华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徐佳

　　[ “我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心境到了。以前真的很怕老来潦倒，但拍完《桃姐》后，我认为老是种自然，反而不需要担心” ]

　　1990年，许鞍华的半自传电影《客途秋恨》在香港上映时，导演王晶如此调侃这部票房前景黯淡的文艺片——“谁会关心一个胖女人自己的故事”，差点引发了两人间的一场口水战。20年过去了，当许鞍华筹拍《桃姐》时，她已经卸下了对于票房二字的防卫心态。“全世界都没人爱看老女人，”她笑笑，“但我就想拍自己有感悟的东西。”

　　《桃姐》讲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Roger（刘德华饰）与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叶德娴饰）之间所发生的一段触动人心的主仆情。影片由人物个体命运入手，背后探讨的却是如何安老的大议题。

　　“我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心境到了。”65岁的许鞍华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去年，《桃姐》拿下了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之后捧回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三项重量级大奖，并将于3月8日在内地上映。“我以前真的很怕老来潦倒。但拍完《桃姐》后，我认为老是种自然，反而不需要担心。”

　　温情，不煽情

　　桃姐的原型是《女人四十》制片人李恩霖家的女佣。她来自广东顺德，13岁进入李家，勤劳本分地侍奉了上下四代人。李恩霖的剧本记录了他和桃姐最后两年的点滴生活，故事完全是有感而发。那时，桃姐已过70岁，刚中了风，行动不便、连说话也不利索。她向李恩霖请辞，并主动要求住进养老院。在这以后，饭来张口惯了的李恩霖开始学习如何照顾别人。

　　“我对剧本特别感兴趣的是它描写的主仆关系。这对主仆像母子。而仆人反过来比较主动的，有说话的权利。”许鞍华说。主仆情谊是香港特殊时空下的衍生物，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中产阶层都雇有长期的女性帮佣，她们大多为来自广东的移民。许鞍华小时候，家里也有这么一个扎起马尾长辫、身穿白衣黑衭的“桃姐”，在许家一做就是十五年，即使后来被许母辞退，她仍然时不时拎着贵重的礼物上门感恩。“这种关系没有了。香港现在打工的多是菲佣。《桃姐》应该可以纪念一下那段历史”。

　　许鞍华曾用“梦寐以求”来形容这个剧本，但她和李恩霖都清楚，《桃姐》怎么看都没有商业气质，拍成电影的希望渺茫，“起初我们也只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做成短片或者舞台剧”。拉投资的过程一如既往的不顺利，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刘德华（两人结缘于1982年，在许鞍华的电影《投奔怒海》中，刘德华第一次出演电影男主角），想不到看完故事后，刘德华很有兴趣，他拿出1000万港元，做好了亏600万的心理准备。“他告诉我他也开始思考终极问题了。”那一年，刘德华50岁。

　　请叶德娴出山也颇费了一点周折，62岁的叶德娴已经10年未接片。“而她毕竟也和桃姐相差了10岁”，许鞍华也有些担心。但叶德娴表演的“效果”却出奇的好。她将桃姐面对Roger时那种既尴尬又紧张自豪的情绪演得不着痕迹，令人动容。凭借这个角色，叶德娴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击败朱迪·福斯特封后。而这也是继《女人四十》的萧芳芳后，许鞍华向威尼斯输送的第二位国际影后。

　　香港著名影评人舒琪曾如此形容许鞍华的电影特质——朴素、谦虚、温柔、体贴、悲悯、关切、社会人际处境。“她的电影，都专注于如何去述说一个有着一些可信的、值得你关心的人物。”

　　《桃姐》自然是许鞍华风格的一次延展。她的电影语言是平淡、内敛的，既不煽情，也没有强烈的冲突。所有的温情和细腻都被糅杂在每一句对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中。摄影余力为摒弃了所有花哨的技巧，用长镜头、远镜头直接呈现人物最细微的表情变化。那些镜头下的生活片段，真实平凡到琐碎。

　　监制施南生为《桃姐》定下了英文片名——Simply life。“我觉得非常贴切，人老了就真的简单了，可能到那时候也没有那么深的危机感了。”许鞍华说。

　　暮年不惑

　　许鞍华至今没让母亲看《桃姐》，她担心母亲看了后，会有忧虑，觉得女儿想把她送到养老院。她也剪掉了刘德华往棺材里放母亲遗物的那场戏。“我们尽量不把这个戏弄得很沉重”，因为很多母亲辈的人也会来观看。

　　坐在记者对面的许鞍华，梳着标志性的冬菇头，戴板材眼镜，说话和做事都风风火火。她语速很快、走路也快，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大迈步地前行，将随行的电影公司人员甩开5米之外。不开工的时候，她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出来饮茶，听老友严浩谈“养生秘方”，吃什么食物治疗什么病之类的，不谈电影、不聊民生。她已经65岁了，未婚，一直与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

　　“因为我也老了，单身，开始担心孤独，”她直言不讳地谈拍摄《桃姐》的初衷，“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心境到了。”西方媒体评价，《桃姐》是一部有使命感的影片，它以香港老龄化社会为背景，切入的是个人境遇，探讨的却是如何老来安生的大议题。

　　香港的养老院数量繁多，公办的条件很好，但大多位置偏远，只接受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私立的或民间团体开设的老人院，条件往往一般，但入院手续简单。“现在的老龄化问题这么严重，电影拍出来，就是提出问题，希望大家讨论。”

　　李恩霖常年在外奔波，再加上桃姐自尊心很强，不愿“吃闲饭”，所以住进养老院似乎是主仆唯一的选择。在为《桃姐》选拍摄地时，许鞍华装作给亲戚找床位，去了二三十家养老院。她发现，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养老院，它们价格千差万别，贵至每月上万港元，便宜的差不多每月4000港元左右。“桃姐住的养老院算中等，和李恩霖家同一个区。老年人一定要住在熟悉的地方，不然会走得很快。”

　　但老年人该不该进养老院，你却很难从电影中揣摩出许鞍华的立场所在。养老院经理掐着指头一笔一笔地算住院费、护工们流水线式地喂饭、兄妹俩为了母亲的住院费互相推诿，这似乎在暗示老人院的有利无情。可影片的后半段，秦沛的插科打诨、病友们的互相扶持，许鞍华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有情饮水饱的感人画面。“我在拍这部电影时并没有带任何个人情绪，我只是想把我看到的、了解的养老院生活如实记录下来，不加任何评论，让观众自己去感悟。”她如是说。

　　在拍《桃姐》之前，许鞍华也经历过“桃姐”般的困惑。“我很怕老来潦倒，怕老了后丧失了做喜欢的事情、过自己的生活的权利。”等到为电影做调研的时候，她发现老人院的老人并没有觉得自己很惨，也可以过得不卑不亢的。天微微亮时，几个老头就已经在养老院的门口打起了太极拳，“那是一种安然、积极的生活态度”。而跟老人接触得越多，许鞍华越发现，老是一种很自然的过程，既来之，则安之。“我现在能够拍我想拍的戏已经很幸运了，如果老得拍不动戏了，我就去住养老院。”她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