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自证其罪”能否杜绝刑讯逼供

　　□ 孙瑞灼

　　拟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同时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不得自证其罪”入法，是迫于当前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泛滥，由此引发的冤假错案不断出现。从佘祥林“杀妻”案，到聂树斌“强奸杀人”案，再到赵作海“杀人”案……近年来，一个个无辜的公民含冤入狱，为司法的失误付出惨重代价！纵观诸多冤案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冤案都和刑讯逼供有关。在赵作海案中，为了让赵作海认罪，办案人员居然在其头上燃放鞭炮，用尽各种方法折磨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遏制刑讯逼供，已经提升到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高度。“不得自证其罪”入法，是法学界多年的呼声，一旦修法成功，将对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是对以往刑诉法过于注重惩罚犯罪，而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有所忽视的理念的纠偏，意义重大。但“不得自证其罪”入法后，能否真正从司法实践中根除刑讯逼供呢？在我看来，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首先，是法律上的衔接问题。尽管刑事诉讼法禁止刑讯逼供，但它同时又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意味着当事人无法保持沉默，意味着当事人可能被迫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可能被迫自证其罪。“不得自证其罪”入法，应当保障当事人的沉默权，确保其在接受讯问时可以“三缄其口”。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在刑诉法上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如实回答”的要求就应删除，否则会出现立法上的矛盾。

　　其次，是实践中的执行问题。实际上，我国法律早已明确禁止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刑法》规定司法人员刑讯逼供导致犯罪嫌疑人死亡的，以杀人罪论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规定，体罚、虐待违法犯罪嫌疑人、被监管人员或者其他工作对象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这些规定不可谓不严厉，然而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还是屡屡发生，原因何在？关键不在没有制度，而在制度执行不力。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但我们却很少看到司法人员因为刑讯逼供受到应有惩罚。“不得自证其罪”入法后，如何确保这一规定能落到实处，还要有严密的监督制约措施来配套。

　　最后，是举证难问题。事实上，刑讯逼供行为是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和场所下实施的，受害者很难就自己遭受刑讯逼供行为进行举证。“不得自证其罪”入法后，如果犯罪嫌疑人仍然被迫自证其罪，仍然面临着举证难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办案人员对刑讯逼供手段还有依赖，认为如果没有了严刑拷打，嫌犯不会交代，无法破案。殊不知，在这种错误理念指导下，有多少人在严刑拷打下屈打成招，又有多少人含冤入狱！

　　因此，在法律上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值得赞赏，因为这是迈向消除刑讯逼供的第一步，但要想根除刑讯逼供，“不得自证其罪”入法后，要做的工作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