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回归不能解决其就业问题

　　

　　一度被认为“制造业衰退”的美国如今再度成为制造业焦点，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德国西门子将位于加拿大的燃气涡轮工厂迁移到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在那里启动新生产设备；美国卡莱尔公司已经准备将轮胎生产从中国迁回美国国内的新工厂……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将国外的生产移回美国国内。

　　美国本身就拥有增长潜力极大的市场，故从运输成本与消费者需求等角度考虑，在美国本土生产确实存在一定优势。同时，在经常引领高端市场的美国开展业务，也意味着有了一块进军国际市场的敲门砖。

　　美国重现吸引制造业发展的优势

　　

　　近年来美国之所以重现吸引制造业发展的优势主要有两大原因。

　　

　　首先是就业成本。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资料显示，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从2000年到2010年下降了约13%。不要说与邻近的发达国家加拿大比，甚至比欧元区降低的幅度还要大(图1)。当然，OECD的统计是基于当地货币的数据，这里所显示的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实际上包含了美元贬值的因素。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走势与欧元区明显不同。欧元区在金融危机后单位劳动成本大幅上升，而美国单位劳动成本变化很小。在经济遇到“急刹车“的状况下，美国的制造业似乎可以迅速带动就业。

　　与新兴国家相比，美国在就业成本上的优势主要是由中国等一些新兴国家的工资不断上涨造成的。

　　 美国咨询公司AlixPartners认为，以下三个条件：

　　

　　(1)中国工资水平每年保持30%上升；

　　(2)人民元对美元汇率每年保持5%上升；

　　(3)中国运输成本每年保持5%上升。

　　如果能够满足，产品主要面向北美市场的一些中国生产基地的劳动力成本将在2015年与美国处于相同水准。美国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也作出同样预测，产品面向北美市场的生产基地，选址中国的优势将在2015年左右消失。

　　对美国来说，另一个吸引制造业发展的因素是能源领域发生的环境变化。美国的页岩气资源储量估算丰富，有望缓和美国国内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无疑，这对钢铁、化学等高能耗的制造业来说是一利好消息。所以，就像西门子工厂迁移那样，对于一些燃气涡轮等使用天然气的设备生产商、页岩气开采设备的制造商都是极好的机会。

　　奥巴马政府支持制造业向国内回归

　　

　　意识到这些有利条件之后，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要在政策上扶持在美国国内建厂的制造业。

　　“现在是让制造业回归的最佳时机。”1月24日奥巴马总统在其国情咨文演说中做出这样的强调。奥巴马政府将制造业的美国回归称为“内包”，并计划给与积极奖励。在美国将就业转嫁给国外的“外包”已经变成一大政治问题。内包的奖励被定位为应对“外包”加大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扶持内包政策之一是法人税制的改革。改革方案中扩大了对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高端技术领域将所得税减免的比率提升至现行的一倍。同时，如果跨国迁移工厂时发生费用，一方面控制从美国迁往国外时所发生固定资产折损率报税额，另一方面对企业回归从国外迁移至美国国内所发生费用给与补贴。

　　其实，美国政府推行内包并非始于奥巴马政府。2005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考察了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日立建机与美国迪尔的合资公司(迪尔日立)工厂。在那里布什总统演讲指出，“该工厂继承了此前在日本与墨西哥进行的生产”，称其为“是对实施内包感兴趣的合资公司”。

　　但是，同样是内包，其定位角度却有所不同。布什总统认同美国对国外进口与投资的开放性非常重要，在单方向“就业流失至国外”的过程中，也有“来自国外的就业机会”。

　　而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就像其在国情咨文演说中阐述的那样，倾向于使制造业就业从国外“回归”。奥巴马政府的内包论调颇具零和博弈色彩，与“各国分享利益”这一传统的全球经济思维有很大距离。

　　仅“回归”不够

　　

　　奥巴马政府的制造业扶持受到很多质疑。有人指出，奥巴马政府从重视就业的角度上，仅靠使制造业就业“回归”不能直接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克里斯蒂娜·罗默教授列举了关于就业的两个论点。

　　第1是就业的数量。罗默教授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是过去30年持续至今的走势，认为与最近就业率较低之间没有多少关联性。金融危机后美国就业一直没有起色的最大原因是需求不足，也就是说，“只针对制造业的政策扶持不会有太大效果。”

　　

　　确实，美国就业者人数中制造业所占的比率一直在降低，最近似乎下降幅度更大(图2)。仅从制造业就业人数来看，虽然2000年代以来减少很多，但其实那段时期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整体疲软。

　　第2是就业的质量。在贫富差距较为严重的美国，有一大部人是将制造业视为让学历不高的人群跻身中产阶层的产业。例如，今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前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阐述重视制造业的原因在于“为了给包括在大学没有掌握一门技术的人员在内的所有人机会。”

　　但是，正如罗默教授所说，这一状况今非昔比。制造业也是如此，高工资需要高学历是一个现实情况。1969年制造业就业者中不过有20%左右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如今这一比例超过了50%。

　　这一变化的背景包括美国制造业应对全球竞争的升级改造。美国制造业被冠以“衰退”，但是与不断减少的就业者数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生产量实质上的稳步增加。可以说，尝试向既可控制就业成本又可产生高附加值的产业的转型努力支撑了如今美国制造业的强大。

　　换句话说，从就业成本角度着手，使从前的就业“回归”对于解决美国长期的就业问题无济于事。如果期待像以往那样靠制造业向美国国民提供“低学历、高工资”的就业机会的话，就难以维持国际竞争力。更不要说，不管中国工资如何上升，定位北美市场的企业还可以选择除美国外，在低成本的墨西哥建厂。美国需要的应该是促进产生“高学历、高工资”就业岗位的机制。

　　罗默教授认为，制造业确实对美国经济做了很大贡献，但其主张“公共政策必须要克服历史背景与主观情感”。高工资就业不应该局限于制造业。美国政府应该推进教育改革，让美国国民掌握相关的所从事职业的技能。总之，不应该只是让过去的就业“回归”，而应该创造新一代就业的平台，这才是摆在美国面前的课题。

　　编译：中国贸促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王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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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袁志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