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中日关系中的两面派

　　

　　

　　日本一方面与中国进行热络的民间交流活动，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对战争罪行的清算和反省并不彻底。图为去年4月10日，中日在爱知县名古屋联合举办“庆祝乒乓外交四十周年友谊比赛”。本报记者 季春鹏/摄

　　 河村的现象更多反映了一种现实:在日本国内，持类似历史观的人普遍存在，并非仅有“右翼”，并非仅在名古屋一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华发自北京 近日，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南京市代表团时，发表了“南京大屠杀很可能不存在”等言论，导致了一场颇为激烈的风波。这场风波虽然有其人、事、地的特殊性，但却有其历史与现实背景，显示了日本某些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一个城市的两个面

　　在讨论河村隆之的言论之前，应先了解一下名古屋这座城市与中国的关系，这是“河村”言论出台的土壤，其特征在日本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一方面，作为日本的第三大城市，名古屋市与南京市是友好城市，其所在的爱知县与江苏省亦缔结有友好关系，当地设有中国总领事馆，有一批日中友好组织，还有一批切实期盼两国关系发展的友好人士。这里是日本中部地区主要华侨聚居地，也设有中国总领事馆。每年农历春节时，华侨社团都会在当地举行“名古屋春节祭”(日文的“祭”指节庆活动)，是日本三大“春节祭”之一。每逢此时，很多当地居民会纷纷参加春节活动，品尝中国美食，欣赏中国传统艺术。

　　这里与中国有密切的经贸关系。名古屋及其所在的爱知县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区。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汽车业巨头丰田公司所在的爱知县丰田市，距离名古屋市中心不足30公里，很多名古屋企业都在为丰田汽车生产配套产品，而中国市场对丰田的意义不言而喻。又如，名古屋本地企业、日本最大的蔬果汁饮料企业“可果美”(Kogome)公司也在中国有大量投资，这家企业在杭州投资的工厂日渐红火，其产品已在不少中国大城市的超市时常可见。

　　这里还在积极招揽中国游客，希望从每年中国赴日百余万游客中“分一杯羹”。目前最为红火的中国赴日旅游产品“大阪-京都/奈良--东京”线路中，名古屋恰好位于路线正中，但又时常为路线所忽略。为此，名古屋一直希望通过开发附近岐阜等地的旅游资源，吸引中国游客到当地滑雪、度假和购物。

　　实际上，即使是河村隆之本人，对与中国发展关系也曾经是表现出积极姿态的。记者驻日期间曾在名古屋参加过一次东北亚旅游业界的会议。河村隆之当时不仅到场参会，而且讲话也显得“热情洋溢”，并与到场各国嘉宾言谈颇欢，甚至因饮酒过多而略显醉态。名古屋市政府对于那次活动也非常重视，其后确实做了不少面向中国游客的推广工作。

　　名古屋师团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主力

　　但是，从历史上看，名古屋的对华关系也有其另一面。名古屋第三师团便是其中一例。

　　历史上，旧日本陆军最初的师团分驻于各大城市，在当地及周边地区征兵。驻扎于名古屋的是第三师团，这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陆军最早建立的几个主力师团之一。早在甲午战争时期，第三师团就曾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在辽宁的海城、牛庄等地作战。日俄战争时期，第三师团在辽宁参加过沙河会战、奉天会战。抗日战争时期，第三师团自淞沪会战时就进入中国战场，是攻陷南京和在南京市内进行屠杀的主力部队，此后则一直在中国大陆作战，先后驻扎过武汉和南宁等地。战争末期，第三师团驻扎于江苏镇江。河村隆之自述，他的父亲当时也在服役。

　　类似第三师团这样的主力师团，最多时人员可达2.5万人，其历代衍生的亲属、“遗族”关系涉及方方面面，而“遗族”是在日本政治中颇具力量的群体。在名古屋，很多人正是这些旧军人的后代，他们中既有了解真实历史的人，也有不了解真实历史或不愿面对真实历史的人。按照河村的言论，他的父亲曾说“在南京受到了市民的良好对待”，因此这座城市不会是曾经发生过大屠杀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名古屋市民曾听过前辈讲过类似的话，也无法精确调查名古屋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看法的各种比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名擅长选举政治的人，河村并不担心因为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失去市民的支持。

　　而这种否认二战侵略史的历史观同样影响着现实。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一直打算在当地购买一块土地建造馆舍，但却因当地保守实力反对等因素而迟迟未能成功，导致总领馆至今只能租房办公。

　　不是“个案”，而是反映普遍情况

　　河村发言的风波扩大后，记者看到一些评论认为，河村是试图以此言论寻求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或是在进行“自我炒作”。但实际上，河村的现象更多反映了一种现实:在日本国内，持类似历史观的人普遍存在，并非仅有“右翼”，并非仅在名古屋一地。

　　换句话说，最令人担忧的可能性，并非是河村“试图以此炒作”或“寻求右翼支持”，而是河村并不认为此事有何敏感，他以为自己只是在谈论一件“不重要的事”，且他的观点是“大家”——最起码是日方听众都能接受的。

　　观察近期日本媒体的评论也可发现，大部分媒体批评河村的理由，是认为河村作为政治家和地方行政领导人，不应该在公务场合发表这种看法，以致于影响对外关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河村最重要的错误是发言“场合不妥”和“不分对象”，至于言论本身的正误，倒并非追究的重点。

　　日本社会在历史观方面的问题是长期形成的。“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军占领时期的政策转换等原因，日本对战争罪行的清算和反省并不彻底。大批战犯在战后重返社会上层，当年支持和发动战争的始作俑者战后往往又成为商界巨头、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民众的历史观。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扭曲的现象:一方面，从正式的政府表态而言，日本政府对那场战争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在日本社会，那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可以被公开颠覆:珍珠港袭击是“出于自卫目的而被迫”或“被美国诱使”;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或“严重夸大的”;日军在东南亚是“解放者”和“受欢迎的”。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纪念馆，描述日本如何“受害”的内容比比皆是，但却几乎没有人告诉你原子弹为什么会投在这两座城市;每年8月15日，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武道馆举行纪念“全国战死者”的仪式，但却未见其用如此规模纪念过侵略战争给他国造成的死难者。

　　 错误的历史观是长期形成的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层面，日本否定的只是“二战”那段历史，而完全未反省“明治维新”之后的长期对外扩张政策。这就给保守和右翼史观以更大的空间。

　　战后，日本修建了不少纪念二战的设施，这些设施往往事无巨细地收罗过去一切，但展示内容却很少作出道义判断。记者曾参观过广岛附近吴港的“大和”号战列舰纪念馆。这座纪念馆详细展示了“大和”号战列舰的建造和服役过程;用视频反复播放大和号最后携带单程油料执行特攻任务的故事。

　　更耐人寻味的是，馆内展示中专门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吴港在二战时遭受轰炸的“惨状”。纵览馆内展示，没有一句文字是肯定侵略战争的，但也同样没有哪句话是从“不义”或“侵略”等角度否定这场战争的。记者参观时恰逢周末，馆内有很多孩子在“大和”号的模型周围游玩。在这样的展示下长大的孩子，对那场战争会是什么印象?

　　记者曾参观过海上自卫队第一术科学校，这里是自卫队主要的军官学校。学校内有一座“教育参考馆”，用于对自卫队军官进行军史教育，每年还接待约6万名平民参观。在21世纪的今天，在这座由日本政府资金运营的设施内，军史教育却仿佛仍停留在战前:几乎绝大部分内容都在展示自甲午战争到二战期间日本海军“英勇作战”的历史。宏伟华丽的石砌房间供奉山本五十六的“遗发”，《支那航路遮断》、《汉口突进》等大量侵华题材巨幅油画被置于展览各个时期内容的醒目位置，“神风”特工队员们的遗照、遗书等则是太平洋战争史的主要展品。在说明文字中，关于历次日本对外战争起因、性质和过程的描述，也多见避重就轻甚至颠倒黑白之处。

　　既然有这样的“历史展示”，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何会出现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最高司令官)田母神俊雄在军内发文公开否定侵略战争的事件;为什么每年“8·15”时都会有大批普通民众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些平时因“公务身份”隐讳自己观点的权力者，这些流连于靖国神社“游就馆”内展示的参拜者，正是所谓“历史问题”的“群众基础”。

　　风波亦有“提醒”作用

　　 在日本工作期间，记者曾参加过一些中日民间交流活动。记者在其间的感触之一是: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似乎更不愿提起历史问题。作为贯以“以德待人”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多站在为对方的角度考虑:过去是日本侵略中国，所以如果提起历史问题，很容易造成日方“难堪”。

　　但是，如果日方人员主动提起历史问题，中方人员该如何做?从这一角度看，河村发言一事也算是起到了“提醒”作用。

　　如今，中日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这些交流既有“庙堂之上”的重大场合，也有民间交流、学术交流等不那么正式、不那么敏感的情况。在这些交流中，河村这样的情况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对于今后参与中日交流的中方人员而言，应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恐怕需提前预有准备。

　　河村发言的风波还提醒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如何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这段历史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日本社会历史观存在的问题是战后数十年积累的结果。要改变这一现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我们必须用理性的心态，从长计议，稳妥踏实但又坚定地推进这项工作。(作者系本报前驻东京记者)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责任编辑：刘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