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的新期待

　　□ 本报记者 李忠峰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一年一度两会召开时，代表委员和普通百姓都对教育公平有新的期待。

　　关爱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是中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一群“制度性孤儿”：他们的父母到城里打工拼命挣钱，但无法将子女带进城里，同时为了生活或生存，也不能轻易离开城市。他们的教育问题，受到了代表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一次下乡调研的经历让全国人大代表李海燕心痛不已：父母外出打工，孩子不听爷爷奶奶管教，天天逃学泡在游戏厅里，父母打工寄回来供孩子上学的辛苦钱，就这样被挥霍了。

　　李海燕说，看到那些缺少关爱和教育的留守儿童，作为母亲，她有想哭的痛心。“既然看到了这些问题，不提这个建议，晚上觉都睡不着。”

　　李海燕是河南周口科技职业学院的院长，长期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她说，这种情况不是特例，而是很多农村的普遍现象。据她调查，这些留守儿童由于缺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不同程度存在生活失助、学业失教、心理失衡、道德失范、安全失保等问题。

　　“重视留守儿童问题虽然不能直接产生ＧＤＰ，也不能快速产生政绩，但它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大局。”李海燕建议，把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来抓，将留守儿童工作纳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指标。

　　“关爱留守儿童，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发展寄宿制学校。”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宏塔说，目前全国共有2271万正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村留守儿童，占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14.9%。以安徽省为例，全省约有215万农村留守儿童。从2004年到现在，全省投入大量资金，专门用于建设寄宿制学校。

　　“当前，农村寄宿制学校还存在一些问题。”李宏塔坦言，一些寄宿制学校硬件设施相对落后，师资力量也相对薄弱，学校管理水平亟待提高，特别是课余生活管理、行为习惯管理、校园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能力需要增强。

　　他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对中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支持力度，特别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解决农村寄宿制学校教师相对缺乏的问题。

　　李海燕建议，在现有城乡教育资源调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国家要制定相应政策，鼓励社会教育机构到农村进行教育服务，以政府“埋单”的方式为广大农村儿童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资源；在学校教育方面，建议增加寄宿制小学数量，转变教学方式，注重心理疏导，建立留守儿童成长档案，建立教师结对帮扶制度等。

　　异地高考引热议

　　除了留守儿童以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也让人揪心。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今年再次呼吁，尽快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开放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异地高考的限制，为其提供更多上大学的机会。　　

　　“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在当地出生长大，他们实际上不是农民工子女，而是新市民。在一个城市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还被高考拒之门外，显然不公平。”周洪宇说。从2006年开始，他就在呼吁放开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

　　周洪宇建议，逐步放开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限制，按照分类分步有序推进的原则，限额审批，提前公示，允许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参加高考。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国务院有关部门尽快组织调研，今年就拿出具体解决方案和办法，千万不要错过目前这个千载难逢的城市户籍人口适龄生源开始逐步减少期、教育改革关键期与户籍改革关键期，从而不断地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众多代表委员的呼吁很快有了回应。

　　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会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异地高考改革方案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方案公布时间“用不了10个月”。教育部鼓励各省市结合实际，尽快推出异地高考方案；有些省市确实存在难度的，教育部将具体协调。异地高考也不意味着完全开放，而是存在“条件准入”：一方面要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家长满足在当地工作等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异地高考需要放开，农民工随迁的子女教育同样也应全面纳入城市义务教育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建议，国家应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在教育设施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生经费投入上，将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子女一并计入学生生源总数，在义务教育上真正实现所有孩子享受相同待遇，实现教育公平。

　　机制比投入更重要

　　袁登国，豫南某县一乡小学的副校长，在他从教的22年里，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花在孩子们身上的钱越来越多：学杂费免了、校舍翻新了、营养改善了。尽管操心的事也多了，诸如食堂的采购、饭菜的安全、食堂人员的工资、新食堂的水电煤气费用……但他还是很开心：孩子有希望了，国家更有希望了。

　　近年来，中央财政义务教育投入新机制解决了长期以来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一块“短板”——公用经费不足的问题；个人经费即教师“人头费”的匮缺，也随着教师绩效工资改革有所缓解，公平程度有所提升。

　　“但是，当前许多地方农村学校校舍、设备设施等基本办学条件还相对落后。”周洪宇代表建议，以“生均教育经费指数”指标，强化地方政府投资责任，确保地方财政的投入到位。

　　投入到位了，如何花也是代表委员们关心的问题。

　　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按照2012年中国GDP总量超过50万亿元计算，那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将超过2万亿元。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元河看来，投在教育上的钱增加了，并不意味着教育就能搞得更好。不管钱多钱少，如何切这块蛋糕，并不简单。

　　“总投入量是多是少当然重要，但进一步还要看这些投入的使用结构与效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说，“比如钱往哪里投？投下去干什么？必须注重缓解教育不公问题，而不是进一步加重教育不公；不能把有限的投入都变成钢筋水泥，而要投到内涵发展上去。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对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告诉记者，教育投入还应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长效保障机制。进一步破除体制障碍，加快民办教育发展，拓宽民间捐资助学和社会融资渠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