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重新唤醒发展的民生要义

　　 今年两会，国民仍一如既往地关注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期待有改革的信息传递。今年最大的意外是今年GDP增长预期目标7.5%，为八年来首次放弃保八目标，另一方面，政府正在加大民生的投入，如教育经费支出首次占GDP4%，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240元等。

　　 坦率而言，淡化经济增长、聚焦民生等，都倚重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的深入，但改革既需不破不立的担当，更需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事实上，近年来关键领域改而不动、知易行难，主因就在于改革并未有效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改革陷入既要突破既得利益藩篱又需倚重其的两难背逆，削弱了改革的激励相容性。

　　 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例，2005年以来国务院先后两次出台非公36条，但民企进入金融等领域一直难以突破，甚至2008年以来引发社会对国进民退的忧虑。而非公36条难以落地，主要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缺乏清晰的尺度，即决策层主要把市场作为增长手段，而非经济生态理念。如目前国企事实上是政府职能的自然延伸，如资源和金融等承担了保增长、防通胀的准行政功能，成为了政府控制力和宏调的主要载体。

　　 而宏观调控的嵌入式干预而非规范化监管，使垄断部门即便因垄断导致社会福利净损益，都几乎攻而不破；相反，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成本释放期，通胀势成如虎，这使得临时价格管制与国进民退难以避免。殊不知，不论是竞争性领域，还是垄断行业，私企都需政府职能转向基于市场秩序下的合规监管；若进入的垄断行业内含衍生性行政职能，对私企而言其面对的“玻璃门”和“旋转门”需要很大的发展成本。

　　 又如民生领域，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失范，正加深公共服务供需缺口和矛盾。民生问题首先是一个居民生存和发展权的核心命题，其次才是公共服务保障能力问题。如民生问题本质上是居民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可行自由问题，如就业、迁徙和投资可行自由，以及社会福利均等化等，且唯有赋予私人部门在经济社会上合理合法的可行自由选择集，才有助于避免把民生问题完全推向复杂的公共服务体系。

　　 同时，过度倚重政府财政正使当前的民生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一，人口老龄化下，中国储蓄率下降是确定性的，这意味着依赖GDP增长的做大蛋糕方式已不可行，同时国企对社保等历史欠账，已引发各地养老和医疗基金的支出性贫困。因此，当前继续沿用公私混杂的社保体系扩展城镇和农村社保体系，那么摊子铺得越大，政府的社保透支额度越高。其二，当前财政预算编制依然是部门预算主导，这意味着要增加教育、卫生等民生投入，要么需以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满足增量支出，要么顶住压力改革财政预算改革。显然，推动财政预算改革牵涉的利益远高于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无疑加重居民的税收、社保费用等负担（即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为近年来结构性减税下，每年财政收入保持在20%以上之缘由。可见，当前过度依赖政府的民生投入最终将加剧政府财政重负，从而引发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风险。

　　 鉴于此，当前盲目建议政府增加民生投入存在加重经济社会负担之虞。我们认为，当前与其呼吁加大民生投入，不如呼吁切实有效的政府减税政策，推动政府依据市场秩序重新厘清其与市场边界。减税减费恰是一种效率更高的民生投入；同时政府收权的同时是财政卸负，而过度扩权将使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政府都成为中心。

　　 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知易行难，并非是改革缺乏共识，而是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混杂干扰了改革方向，强化并固化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使GDP增长未能提高居民福祉，反而成为既得利益者主导发展成果的潜台词。因此，从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角度重新释义和启动改革，将有助于唤醒发展的民生要义，缓解唯GDP制造经济社会的健康赤字。